CHINESE JOURNAL OF ART STUDIES 2021/4

方维规 | 蒙凡丽达神话：欧洲文化史中的一个不凡篇章

2021-10-17 06:18:49 由 艺术学研究编辑部 發表于历史 25

作 者: 方维规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Autor: Fang Weigui, Normale Universität Peking, Hochschule für Literatur

原文 刊于《艺术学研究》2021年第4期

摘 要

“蒙凡丽达”故事，发 生在一百年前的欧洲。蒙凡丽达这座在中国鲜为人知的“真理之山”，也是乌托邦之山。到那里寻求解脱和解放的遁世者，拒绝通行的价值观，告别物质主义世界，寻找公社体验 和生命意义。那是一场政治抵抗运动，也有人称之为“反文化”之始。深刻影响20世纪 初20年欧洲精神面貌之形形色色的思想暗流，都曾在那里汇聚、融合、结晶。来自半个欧洲的七百多位名人到过这座小山，然后把各种启迪和思想带向世界。这 一充满神话色彩的文化史事件，无疑是欧洲文化史中的一个不凡篇章，也是对尼采猛力批判现代性的生动注释。

“上帝死了！”——尼采这 句惊世骇俗的名言对西方文化之主导观念的强力批判，可谓无以伦比。被宣告死亡的是西方道德观念和传统价值的根基， 那已不再是价值之源。死亡讣告也在告诉世人：上帝死后，人类必然面临精神危机。基督教上帝之信仰体系的瓦解，连接着尼采的雄心：“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这句名言常被看作非理性主义者反省和 批判现代性的宣言，也是对西方社会体制、文化传统、观念形态之弊病的最无情批判。1900年，尼采死了；在他的第二故乡瑞士，一座“真理之山”横空出世，开始演绎尼采精神。当然，这里用“神似”或许比“演绎”更恰切。我们无法知道尼采死在世纪转折点的奥秘，“真理之山”在此时 诞生，兴许只是巧合。无论如何，1900至1920年间的蒙凡丽达生存模式——意义 探索与日光浴，鲜活地体现出尼采对现代文明的批判精神。现代西方文明高扬理性，来自西方的传统哲学，视理性为人之根本，而尼采要用“生命”来摧毁“理性”，赞美“生命”这 一最高价值。社会的理性化过程和现代性的到来，并未带来人们所期盼的果实。正相反，理性在尼采看来是危险的、反本能的，它破坏生命的根基。因此，他提 倡“酒神精神”，解放人的生命力，恢复人的自然本性，把自然界看作唯一的真实世界。“真理之山”上的人要求不高，只是想过真正的生活。他们的精神寄托与实际生活的融合，或曰艺术和生活实验，很能见出“造反之人”对传统道德和价值的反叛，也能见出现代欧洲的反现代主义和文明批判思想，源于非理性的、新浪漫主 义拒绝社会快速发展的观念。在《权力意志》中，尼采奚落“现代人”的所谓“宽容”，实则是没有肯定和否定的能力，没有人 格，没有意志，没有能力“爱”。现代文明的病根，是生命本能的萎缩。 对尼采来说，现代精神已病入膏肓。对逃到蒙凡丽达的人来说，生活已经失去意义，这些反叛者要返回原初，探求新的生活。面对非人道的世界，他们认为没有 造反和抗议，则意味着没有自我意识。尼采认为整个西方现代文化与历史运动，均属虚无主义，它是现代性的根本特征。然而，虚无主义 有“积极”和“消极”之分。他肯定和赞扬积极的虚无主义，那是“强力的象征”（尼采：《权力意志》），它有巨大的破坏力，能够最大限度地提升精神的力量。蒙凡丽达的反叛者，撤离城市化 和现代性，重返简朴、心灵、真理和自然，这种突围运动很能体现积极的虚无主义。他们尝试走一条不曾有过的路，探索新的人类形象。精神牧民以自己的方式 寻找天堂，他们的生活有着政治和准宗教的形态，甚至带着秘教色彩，那都是失乐园之后的抗争。一、真理之山登山有各种动机。在高处跋涉，会让人产生不凡之念，觉得离天或上帝更近一点；也有人或许想在远离尘嚣的地方 发现自己、找到真理。真理宣告者、未来使徒、空想主义者好像都喜欢登高，上西奈山、喜马拉雅山、奥林波斯山。不过，真的能在山上如愿以偿、觅见真知 者，其实并不多见。20世纪 初，不少知识人、作家、艺术家、舞蹈家和游手好闲的人，在蒙凡丽达山上做过这种尝试。蒙凡丽达山紧邻瑞士南部提契诺州（Ticino）风 景如画的阿斯科纳（Ascona）小镇， 海拔321米，一座小山而已，就在马焦雷（Lago Maggiore）湖畔。移居这里的人，要在这儿寻找“凡丽达”（Verità），也就是“真理”，因而称之为 蒙凡丽达（Monte Verità）——真理之山。1900至1920年发生在这个地方的一切，完全可以与嬉 皮士运动相比。换句话说，若以为文化反叛、热衷于流浪生活、追求精神和肉体的自由，起始于20世纪60至70年代的嬉皮士运动，那是一种误解。早在20世纪 初的20年中，直到30年代初，蒙凡丽达山上已是革命性、实验性的景象。嬉皮士要是知道蒙凡丽达的遁世者，可能会视其为自己的祖先。 当然，这里不吸毒，而是素食主义、日光浴、通神论和裸体主义。他们拒绝通行的价值观，告别物质主义世界，寻找公社体验和生命意义；中心概念是阳光和生活，做自然发展的“新人”；走向无政府主义、和平主义、女权主义、两性布尔什维克主义和非理性主义。这是物质主义、沙文主义、教会和国家 的对立模式，是一种政治抵抗运动。[1]

蒙凡丽达

从地理上说，这个地方确实有令人获得身心感应的特殊吸引力。然而，人们至今还未找到这种现象的科学依据。 兴许，这个地方美妙的景色、肥沃的土壤、温馨的阳光、亚热带的奇妙花朵，都有助于身心健康，有可能让人建立一种新型的、开放的自我与世界的关系。1870年前后，工人运动的领袖就已来到提契诺疗养，尽享田园风光，比如米哈伊尔·巴枯宁（Michael Bakunin）和彼得克鲁 泡特金（Peter Kropotkin），他们 是著名的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决不为国家效力的匈牙利军医阿尔伯特·斯 卡尔凡（Albert Skarvan）来到此地避难； 列宁和托洛斯基流亡期间也来过这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卡尔考 茨基（Karl Kautsky）和奥古斯特倍 倍尔（August Bebel） 曾在这 儿小住。在革命家中，还有拉斐尔弗 里德贝格（Raphael Friedberg）博 士。他是德国工团主义运动的发起人，1904年流亡至阿斯科纳。很长一段时期，他的身边围着许多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就是其中之一。遭到普鲁士警察追捕的德国诗人和革命家埃里希·米萨 姆（Erich Mühsam）也逃 到阿斯科纳，渴望在这里看到一个“无家可归者、被驱逐者和无产者的共和国”。他在一本自编的小册子中写道：“我多年以后重访阿斯科纳时，看到住在那里的都是受过牢狱折磨的人，深受占有者及其执行机构、国家、警察和法律 虐待的人。他们终于能在这里找到故乡和对幸福的期待，我真是由衷地感到高兴。”[2]这种说法没有顾及那些带着其他追求、先他而来的人。米萨姆写下不少关于阿斯科纳和蒙凡丽达的文 字，他后来在纳粹集中营被害。

1904年前后，米萨姆（右）与弗里德贝格（左）在蒙凡丽达附近

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整个欧洲精神史来说，蒙凡丽达有着不平凡的、激动人心的历史，而且意义 非凡。回顾那里发生的一切，许多问题会油然而生：是什么吸引了这段历史的主人公来到这里？是什么让他们发现了这个地方？他们为何把它命名为真理之山？人们能找 到失去的乐园吗？探索生命的意义，这是一个传统；改变生活的希望，常会点燃寻找无辜之地的激情。二、“自然人”的天堂故事还 得从头说起，1900年秋，蒙凡丽达的真正主人公：亨利·厄登科芬（Henri OedenkovenHenry Oedenkoven）和伊达霍 夫曼（Ida Hofmann） 夫妇， 还有古斯塔夫·格 雷泽 尔（Gustav Arthur Gräser) 尔格 雷泽 尔两兄弟（Karl Gräser）， 来到阿斯科纳，在郁郁葱葱的山上落户。厄登科芬是比利时安特卫普的一个银行家之子，身患疾病，因而向往自然疗法和“别样的世界”。他在1899年与女钢琴家、音乐教师霍夫曼在奥地利的一个自然疗养地相识相爱。二人不仅厌恶市民社会的虚假，而且意 气相投。因此，他们决定创建一个素食者园地，体验新的共同生活形式，视之为一个新社会的基石。厄登科芬用十五万瑞士法郎买下了当时还叫莫奈夏山（Monte Monescia）的3,5公顷土地。[3]事关远 大志向，因而这座山被更名为“蒙凡丽 达”，很 快成为艺术家和通神论者的领地，遁世者登场！与托马斯·曼的著名《魔山》描写的为富人开办的达沃斯肺病疗养院不同，蒙凡丽达是另一座现代“魔山”。

霍夫曼、罗伯特·延丘拉 （Robert Jentschura）与厄登科芬（1903）

蒙凡丽 达这个名称，很容易引起误解。这里的人实际上并不在寻找真理，他们的要求不高，只是想过真正的生活。霍夫曼说：“我们 选择这个名称，绝不意味着找到了‘真理’并占为己有，只是努力与商 业世界常见的欺骗行为和社会上的传统成见作斗争，言行‘真实’，揭露谎言，让真理得胜。”[4]在帝国主义时代，人们要拿出自己的和平主义对立模式，摆脱非人的社会，抛弃城市的匿名生活，寻求乡村的泥 土滋养，过一种自然生活。他们的共同追求是“改革生活”。厄登科芬、霍夫曼夫妇的规划是建立一个自然疗养地，一个为那些想过简易生活的人提供的短期或长期的自然疗养地。这里 的人自己耕地，住的是简陋茅屋，吃的是水果和生菜，多半生活在户外，赤裸着跳舞、游泳，即所谓“羞耻给 我们蒙上衣服，尊严还会把它脱光”，这 是现代世界的野山。人人我行我素，是怎样就怎样，这是20世纪 初的一个放肆理念。乌托邦之山沉浸在“真理”的光照中，“精神牧民”的生活颇有秘教色彩。这里的事情很快传开了，蒙凡丽达成了“自然人”的天下：生活改革者、神秘主义者、健康崇拜者、户外疗养者、素食主义者和革命家，他们联合起来对抗“现代社会”。[5]不断有人来到这里，也有人离开这里。逃到阿斯科纳的人，不能在反主流等问题上达成统一。如何才算真正的反主 流？这里的人都各执己见，无法有一个很好的组织。霍夫曼如此描述：“各色人等组合在一起，造成我们这座山上不可救药的乱象。大多数人都不为实现我们的目标出力，而是自行其 是。那是一种没弄明白的无政府状态。”[6]他们 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来自欧洲不同国家，着魔似的被这座山所吸引，这是一个由寻求解脱者、假虔诚的信徒、禁欲主义者、骗子和幻想者组成的色彩斑斓的世 界。他们论说妇女权利、自由恋爱和婚姻、通神论、东方的救世说、还有国际主义等，试图走一条不曾有过的路，探索新的人类形象。这些穿着奇异的素食者所 践行或实验的思想，在今天的宗教学中，或许就是所谓“看不见 的宗教”[7]、“信仰却无归属”[8]、“新宗教运动”[9]或“新时代”[10]所研究的东 西。古斯塔夫·格雷泽 尔是一个极具卡里斯玛的诗人和自然预言家，是个不同寻常的人物，对蒙凡丽达来说很有象征意义。他1879年生于喀琅施塔得（今罗马尼亚，至1918年属奥匈帝国），年轻时就选择了断念、禁欲的流浪生活，辗转街头，拒绝择业，宣扬非暴力和素食主义，崇尚老子学说。1898年春，他加入奥地利画家和社会改革家卡尔·迪芬巴赫（Karl Diefenbach）在维也纳附近的希默尔霍夫创立的艺术家公社，[11]但不久又离开了固执的迪芬巴赫。1900年秋天，他同弟弟、厄登科芬夫妇等七人在莫奈夏山上创建蒙凡丽达。[12]

古 斯塔夫·格 雷泽尔

不久，在所有权与生活改革的力度等问题上，缔造者之间发生了争执。格雷泽尔兄弟及另外二人主张放弃舒适和钱 财，过一种完全贴近自然的简单生活，而厄登科芬、霍夫曼夫妇则认为疗养地应有必要的舒适条件，要有自来水和电，而且经济上要有受益，以保证疗养地的正 常运行。厄登科芬夫妇不反对文明带来的舒适，但反对其约束。他们逐渐掌控了这里的运转，赶走了过于极端的合作者，在倡导改革的刊物上招募新人，反对“自然人”的称呼。霍夫曼认为，一切改革目的都是为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13]格雷泽 尔兄弟的极端改革理念得不到贯彻；一年后，二人离开了那里，又在临近蒙凡丽达的吉奥雅（Monte Gioia）山 上为遁世者和拒绝战争的人创立了一个公社，他们更喜欢同艺术家、哲学家、作家为伍。1902年，蒙凡丽达变成一个收费的素食自然疗养院，取名“蒙凡丽 达合作社”，听上去很像一个乡村合作社，如同那个时期德国其他一些同类社群一样。[14]松散的生活群体中严禁肉食、烟草、咖啡和酒，只允许生食、日光浴、户外劳动、宽松的衣衫，以及多样的音乐和艺术活 动，这就是蒙凡丽达山上的疗养日程。[15]善于经 营的厄登科芬收取了不少入伙费。几年之后，蒙凡丽达被米萨姆嘲讽为“挂着伦 理招牌的旅店”[16]。山下阿斯科纳小镇的人，自然无法理解山上的生活，好奇地观望着山上所发生的一切。蒙凡丽达的自然人被称做“长发素食者”“裸舞者”“穿拖鞋的人”[17]和“赤脚预言家”[18]。在同时代人的眼里，这种生活方式是完全无法接受的。两种观念在这里碰撞：开放的外来人在阳光下寻找生 活意义，当地人则畏葸地看着一丝不挂的林中人。尽管如此，对于遁世者来说，提契诺的社会氛围并不算坏，甚至可以说是有利的。早在前些年，艺术家、哲学 家、素食者和其他不少政治流亡者已在这里落脚。其实，蒙凡丽达之遐迩闻名，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生活在其周边的那些更为极端的改革者，如格雷泽尔等蒙凡 丽达开创者，以及其他逃离文明的人、遁世者和寻求宁静的人。他们多半从德国来到阿斯科纳，并不都在蒙凡丽达疗养地留宿。“蒙凡丽 达”本来 只是山顶疗养地那块地盘的名称，后来变成一个统称，泛指阿斯科纳周边和整个莫奈夏山上改革生活的“自然人”居住的地方。[19]也就是说，“蒙凡丽达神话”[20]在其命名后的最初几年，主要是靠那些并不属于，或曾在那里小住、不再属于蒙凡丽达的人。充满冒险精神的人，都被蒙凡丽达的气韵所吸引。从1900至1914年，被后人称为“欧洲甘地”的古斯塔夫·格雷泽 尔是这里的推动力和吸引力，他在许多知识团体和艺术团体中很有影响力，到提契诺来的独行者越来越多。许多认识古斯塔夫（人称“古斯托”）或听过他说话的人，确实把他看作“新人”，是圣方济 各到尼采之所有理想的化身。后来的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格哈特·豪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 和赫尔 曼·黑 塞（Hermann Hesse），都对他无比崇敬，把他看作自由神话。在第一次大战前的几年里，除了生活改革的追随者和自然疗养者 外，不断有艺术家、作家和学者慕名而来。蒙凡丽达合作社的内部矛盾，迫使厄登科芬、霍夫曼夫妇不断做出妥协。严格的生食规矩被打破了，最后连素食主义 也有所松动，还建造了疗养院主楼和一些平常旅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疗养院因为经营困难而破产。1920年，厄登科芬、霍夫曼夫妇放弃了蒙凡丽达，移居西班牙，后来又去了巴西。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座山的主人几易其手，直到1926年，一个名叫海特的男爵（Baron von der Heydt） 接管了这 座山的命运。他要在这里进行东西方文化交流，这一愿望在奥尔嘉·弗 勒贝-卡 普泰因（Olga Fröbe-Kapteyn）夫人那里得以实现。自1933年起，卡普泰因夫人每年举办爱兰诺思（Eranos）研讨会。旧的“教义”不再有效，这座山又获 得新生，并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逐渐成为一个思想中心，欧洲精神生活的代表人物在这里相聚。时过境迁，在蒙凡丽达的所有尝试中，唯独爱兰诺思的理念还 传流至今。三、探求新生活的“造反之人” 蒙凡丽 达的发现者和居住者，就是阿尔贝·加缪 （Albert Camus）所说的“造反之人”（L’homme révolté）。 蒙凡丽达呈现一种蔚为大观的激情，深刻影响20世纪 初20年欧洲精神面貌之形形色色的思想暗流，都在那里汇聚、融合、结晶。出现在那里的人物，代表着不同的思想元素，体现出当时追求个体之完整和自由发 展的需求。面对前所未有的非人道世界，他们认为没有造反和抗议，则意味着没有自我发展的意识。蒙凡丽达山上的改革理念，同那个时代的生活改革运动密切 相关。这一可以追溯到19世纪 中期的生活改革思潮，在19与20世纪之交的中欧、尤其在德国有着许多追 随者。[21]在这 场突围运动中，精神寄托、宗教视野与实际生活的融合，主要出现在工业化城市社会的知识群体之中。一方面是对无阶级社会的激情，一方面是实现自我的执着 追求，这两种互不协调的信念在蒙凡丽达的生存模式中演绎。开始于19世纪 中期的自然疗法运动，深受卢梭的自然理念和文明批判的启发。[22] “懂得自然疗法的人，在整体层面上认识病人，在其痛苦中看到一个错误社会之错误生活方式的后果。”[23]1900年前后的遁世者，多半来自殷实人家，腻烦中欧的丰裕社会，并为盲目的进步理念所震惊。因此，他们选择逃离有害身心的大城市， 通过凉水、日光和空气、粗糙的穿着和饮食，获得整体性康复。厄登科芬和霍夫曼，相识于奥地利菲尔德斯的一个自然疗养地，并非偶然。那个地方的日光—空气疗 养法、轻便的穿着、严禁烟酒、素食节食以及不少文化活动 [24]，与后来的蒙凡丽达疗养方案有着许多共同之处。生活改革运动的思想基础，当然远远超出自然疗法。反现代主义、反工业化和文明批判的思想，源于非理性的、新浪漫主义拒绝社会发展的观念，是 城市教育阶层对社会和经济之迅速发展的反应。[25]对逃到阿斯科纳的人来说，生活已经失去意义，他们感到极度空虚，因而要彻底改变，返回原初，探求 新的生活。他们认为自给自足才是本质。这使人想到生活改革运动的其他许多表现形式，返回自然获得了政治和准宗教的形态：一方面，土地改革和农村合作社 被看作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外的第三条道路；另一方面，灵肉与自然的和谐，被理解为裸体和解放，并通过雨果·赫普纳[Hugo Höppner，化名Fidus（费杜思）〕那样的“青年艺 术风格”（Jugendstil）画家而得到艺术渲染。[26]当时， 欧洲许多地方出现了阿斯科纳那样的群体。德国奥拉宁堡的水果种植园“天堂”（自1893年） 和柏林施拉赫腾湖畔的理想主义“新社团”[27]，是阿斯科纳之外许多尝试中较有名的两个社群，都在追逐贴近自然和个性发展的乌托邦之梦。许多无政府主义与 和平主义的乡村实验，远离国家和教会，其重要启示者是俄国文学家、素食主义者、和平主义者托尔斯泰。他抛弃了贵族的奢华生活，在基督教教义的基础上建 立了自己的宗教，崇尚非暴力、禁欲主义和自然，探索绝对真理。他那贴近自然、清心寡欲的生活，带着伦理要求并拒绝国家统治，成为无政府主义者、素食主 义者和公社式生活的楷模。在蒙凡丽达的早期阶段，禁欲的素食主义是主导的世界观，这与托尔斯泰的生活理念密切相关。节食和禁欲，在苦行和清寒中发现自 我，接受非基督教的救世说，这都是1900年前后各种寻找生命意义的形式，产生于社会的边缘。[28]黑塞属于走向社会边缘的人，他要尝试反主流生活方式的得失。在许多到过阿斯科纳和蒙凡丽达的作家中，最需提及的就 是黑塞，蒙凡丽达创建初期的思想对他影响极大。1906年，他为了戒酒而在这里过了一段苦行僧的日子，格雷泽尔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黑塞钻研通神论，对印度感兴趣，并在1911年访 问印度。格雷泽尔在1919年让 他看自己学习老子的笔记，要求他一起参加慕尼黑的革命活动，但是黑塞不想走格雷泽尔之路，他要走的是审美之路，而不是英雄之路。他继续从事写作，钦佩 预言家并在自己的作品中反映了格雷泽尔的生活，这座魔幻之山是他许多小说的故事发生地，他描写了离群独居者、社会改革者、赤脚预言家和素食使徒的生 活。同黑塞一样，其他一些作家也在他们的作品中描写了蒙凡丽达的早期思想和人物，例如豪普特曼的《索阿纳的异教徒》（Der Ketzer von Soana, 1918），约翰内斯·施拉夫（Johannes Schlaf）的 《登山》（Aufstieg，1911）和《果餐》（Fruchtmahl，1922）。四、艺术家村落或豪杰的山梦 最早的阿斯科纳和蒙凡丽达遁世者，给世人留下的是扑朔迷离的记忆，后来者才更为精彩。到过这里的名人，超过700多人，来自半个欧洲，然后把各种启迪和思想带向世界。[29]蒙凡丽 达确实有着特殊磁性。这座山及其周边，同时汇聚着巨大的幻想能量。文学家、艺术家、梦想家、反战者、流亡者、预言家……几乎蜂拥而来。若说阿斯科纳在当代欧洲文化人眼里是一个概念，这在很大程度上得感谢那些艺术家们；蒙凡 丽达开创之后，他们一直把这里选为短期或长期逗留地。在20世纪 头 20年，艺 术家多半为了逃离文明、寻找内心世界及其表现形式而来到这里。体现蒙凡丽达理念的主要艺术形式是现代舞。1913年，舞蹈家和舞蹈理论家、德国现代舞之父鲁道夫·封·拉班（Rudolf von Laban）和玛 丽·魏 格曼（Mary Wigman） 等，在蒙凡丽达创办了夏季“生活艺 术学校”，这对作为肢体和灵魂之自然表现形式的 现代舞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现代舞的关键发展源自于此，并很快席卷西方世界。

拉 班在蒙凡丽达在“表达舞”（Ausdruckstanz）中，“舞蹈-声音-话语”要以最个性的方式，将情绪和感受转化为肢体感和动作，

一种表达自由生活感受的肢体语言。每年夏天，拉班被美女簇拥着，在蒙凡丽达山上发展和推行现代 舞。他的艺校除了练习舞蹈和音乐，还传授家务活、绘画和园艺；这一整体要求，与厄登科芬、霍夫曼的生活改革观念密切相关。神秘的、仪式化的整体艺术， 于1917年8月在蒙凡丽 达山上达到高潮。为庆祝东方神庙教团（Ordo Templi Orientis）通神论 大会的召开，他们上演了宗教仪式般的三幕舞剧《太阳颂》——“日落”“子夜”“日出”。他们 的另外两部实验舞剧代表作是：根据古代巴比伦故事改编的《伊什塔尔的地域之旅》、根据古代墨西哥神庙咒语改编的《鼓槌起舞》。步拉班团队的后尘，不少 先锋派艺术家、达达主义者和浪漫艺人光临马焦雷湖，有名和无名来客不计其数。苏黎世的达达主义艺术家几乎都是蒙凡丽达的常客，拉班与汉斯·阿尔 普（Hans Arp）、苏菲·托伊贝（Sophie Taeuber）、雨果·巴尔（Hugo Ball）和埃米亨 宁斯（Emmy Hennings）颇多交往。巴尔-亨宁斯夫妇于1920年代末在提契诺落户，用大城市交换了这里的田园风光，在未被破坏的自然环境中从事艺术创作。来过这里或在这里 生活的闻名遐迩的作家、艺术家或哲学家有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黑塞、赖内·玛利亚·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豪普特曼、D. H. 劳伦斯（D. H. Lawrence）、埃米尔·路德维 希（Emil Ludwig）、斯蒂芬·格奥尔 格（Stefan George）、伊萨 多拉·邓肯（Isadora Duncan）、保罗·克 利（Paul Klee）、弗兰 西斯卡·楚·莱 文特洛（Franziska zu Reventlow）、埃尔·利 斯兹基（El Lissitzky）、鲁 道夫·施坦纳（Rudolf Steiner）、科拉朋特（Klabund）、勒内·希 克勒（René Schickele）。后来还有埃尔莎·拉 斯克-许勒（Else Lasker-Schüler）、托马 斯·曼 （Thomas Mann）、卡尔·楚 克迈尔（Carl Zuckmayer）、马克斯·皮卡德（Max Piccard）、恩斯特·托勒尔 （Ernst Toller）、亨利·范·德·威尔德（Henri van de Velde）、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等 很多名人，无法一一列举。1920年代来到阿斯科纳的人，主要是把它看作一个度假和疗养的地方，长长的名人名单也吸引了许多年轻艺术家来到这里。[30] 1933年之后，提契诺州成了遭受纳粹迫害的艺术家的安全流亡地。五、宗教地貌中的灵肉蒙凡丽达开初就富有特别的宗教地貌，甚或常有“秘教”[31]之称。它的缔造者与通神论社团有着直接联系，霍夫曼常去米兰聆听安妮·贝赞特（Annie Besant）的报 告，后者是通 神协 会的创 始人布拉瓦茨基夫人（Madame Blavatsky）的继承人。在拒绝基督教教义、关于个性和人类之更高发展的进化论立场以及素食主义的理据等方面，霍 夫曼的信念与通神论者布拉瓦茨基和贝赞特的观点颇为相近。通神论思想也见之于艺术家团体“蓝骑士”（Blauer Reiter），尤其见之于康定斯基（Kandinsky）的著述《论艺术的精神》（1911），其中关于色彩象征的论说与通神论者的观点相近。1918年，两个接近“蓝骑士”的画家：阿历克塞·雅弗林斯基（Alexej Jawlensky）和玛 丽安封维莱夫金 （Marianne von Werefkin），在充满通神论思想的阿斯科纳落户，自有其世界观的原因。[32]通神论 和神秘学思潮而外，远东智慧也在蒙凡丽达逐渐产生影响。[33]在这 座山上的各种世界观中，不仅有道教、佛教思想，还有东方的救世说。格雷泽尔对老子的浓厚兴趣，见之于黑塞的长篇小说《流浪者之歌》（Siddhartha，1922）。马丁·布伯也于1920年代在蒙凡丽达做了关于老子以及印度哲学的讲演。海特男爵在蒙凡丽达展示其丰富的亚洲艺术收藏，更是营造出东西方交流的气氛。[34]这些都引发了弗勒贝夫人对亚洲文化的兴趣，在她主导的爱兰诺思研讨会以及迄今的跨文化对话中，人 们一直高度重视亚洲哲学和智慧。阿斯科纳的另一精神元素是心理分析。说起蒙凡丽达的心理分析，首先当提奥托·格罗 斯（Otto Gross）， 然后是荣格。心理分析学大师、分析心理学创始人荣格尽人皆知，他也是后来爱兰诺思研讨会的顶梁柱。本文主要介绍爱兰诺思之 前的蒙凡丽达，故而对荣格略而不谈。格罗斯是奥地利医生、心理分析学家和无政府主义者，被同时代人誉为天才。他的理论对德语作家弗兰茨·卡夫卡（Franz Kafka）、弗兰茨·魏菲尔 （Franz Werfel）和约 翰内斯贝 歇尔（Johannes Becher）产生了很大影响，并通过 他的情人弗里达·封·里 希特霍芬（Frieda von Richthofen）而影响到劳伦斯。1905年，他为了戒毒而来到阿斯科纳，之后常来这里。他曾筹划在阿斯科纳创建一个人类解放大学，作为返回共产 乐园的起点。格罗斯推崇弗洛伊德学说，但是作了修正。他不像弗洛伊德那样，仅把性看作神经病的根源；他认为根源在于比比皆是的强迫感和由此而来的冲突，例如教育与社会以及家庭结构引发的冲突。他本人一生都受着独断的父亲权 威的折磨；父亲是著名法学家，1913年甚至把到处惹事的他强制送进医院。缘于这种家庭关系，格罗斯提出了自己的论点：所有社会和个人冲突，都源 于对原始的、乐园般的母系社会的背离而转向父系社会的权力、强制和占有关系。格罗斯由此而发的诉求是：挣脱权威，追求个性和社会的解放，追求革命性推 翻，追求无政府。因此，他曾同无政府主义者过往甚密，拒绝任何强迫。[35]与此相关，他提倡性自由，认为那些素食者还不够放纵。除了婚姻外，他韵事不断，常勾引有夫之妇，始终保持着一个或多个情爱关系并生儿育女，也允许妻子和情人有这种自由，他视妇女在婚姻中的 依附关系为极大的错误。[36]广义 而言，当时的生活改革之不同视野，亦见之于妇女运动和婚姻改革，这在霍夫曼的檄文《妇女问题研究》（1920）中可见一斑，也表现于她同厄登科芬的自由婚姻，她认为这是妇女解放的标志。[37]蒙凡丽 达山上的自然观，也包含自由婚姻。[38]20世纪 上半叶，阿斯科纳完全变成了“德国山”，那里出现过各种思想、哲学和生活方式，伴随着希望和失望。怅惘者、艺术家、无政府主义者、革命家、吃喝玩乐的人、秘教成员、无名冒险者，他们共同书写了阿斯科纳的传奇和蒙凡丽达的现实。他们总在实验， 也在不断失败，从而见出蒙凡丽达的能量。阿斯科纳和蒙凡丽达在20世纪 初20年之欧洲尤其是德国思想史中的地位，主要不在于或长或短来过这里的许多名人，尽管名人名单确实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蒙凡丽达的异常吸引力，或曰一 座小山之所以能够呈现出“一个近代宗教地貌”[39]，成为 一个朝圣地，更多的在于它原初的追求。它在很大程度上注定会失败，但依然是人们向往的目标：撤离城市化、工业化、资本主义化的现代性，砸碎非人社会的 枷锁，重返简朴、心灵、真理和自然。这种或多或少存在于每个社会的撤退愿望，出现在1900至1920年间的蒙凡丽达。后来，当旅游业兴起之 后，蒙凡丽达的魅力有一段时间只能来自以往的神话。[40]然而，这个地方委实人杰地灵，起始于1933年的爱 兰诺思，续写了神话。[41]

本文作者方维规

责任编辑：崔金丽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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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蒙凡丽达故事，参见兰德曼：《阿斯科纳-蒙 凡丽达：寻找天堂》（1930），德雷福斯等修订 再版，Robert Landmann, Ascona – Monte Verità. Auf der Suche nach dem Paradies, von Ursula Wiese überarbeitete und ergänzte Ausgabe, unter Mitarbeit von Doris Hasenfratz, neu hrsg. mit einem Nachwort versehen von Martin Dreyfuss (Frauenfeld/Stuttgart/Wien: Huber & Co., 2000)；波萨诺等编：《蒙凡丽达——真理之山：作为重新发现一个近代宗教地貌的地方人类学研究》，Monte Verità – Berg der Wahrheit: Lokale Anthropologie als Beitrag zur Wiederentdeckung einer neuzeitlichen sakralen Topographie, hrsg. von Gabriella Borsano, Claire Halperin, Ingeborg Lüscher und Harald Szeemann (Milano: Electa, 1981)；格 林：《真理之山：反文化之始》，Martin Green, Mountain of Truth: The Counterculture Begins (Hanover :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1986)；施 瓦布、拉弗兰奇 编：《意义探索与日光浴：蒙凡丽达山上的艺术和生活实 验》，Andreas Schwab/Claudia Lafranchi (Hrsg.), Sinnsuche und Sonnenbad. Experimente in Kunst und Leben auf dem Monte Verità (Zürich: Limmat, 2001)；施瓦布：《蒙凡丽 达：向往之疗养院》，Andreas Schwab, Monte Verità: Sanatorium der Sehnsucht (Zürich: Orell Füssli, 2003)；里斯：《阿斯科纳的蒙凡丽达：真理之山的表层和暗流》，载巴龙讷等编：《先驱、诗人、教授：20世纪 文明史中的爱兰诺思与蒙凡丽达》，Elisabeth Ries, “Monte Verità, Ascona: Oberfläche und Unterströmungen am Berg der Wahrheit,” in: Pioniere, Poeten, Professoren: Eranos und der Monte Verità in der Zivilisationsgeschichte des 20. Jahrhunderts, hrsg. von Elisabetta Barone, Matthias Riedl und Alexandra Tischel (Würzburg: Königshausen & Neumann, 2004), 21—32.

[2] 米萨姆：《阿斯科纳》（1905），埃米希编 《杂记》卷一，Erich Mühsam, “Ascona,” in: ders., Prosaschriften I, hrsg. von Günther Emig (Berlin: Verlag Europäische Ideen, 1978), 95.

[3] 格林：《真 理之山：反文化之始》，第121页。

[4] 伊达·霍夫曼：《致格罗曼》，转引自格罗曼：《阿斯科纳的素食者移民点与提契诺的所谓自然人：报告和素描》（1904），Adolf Arthur Grohmann, Die Vegetarier-Ansiedlung in Ascona und die sogenannten Naturmenschen im Tessin: Referate und Skizzen, (1904) Reprint (Ascona: Edizioni della Rondine, 1997), 15.

[5] 伊达·霍夫曼（Ida Hofmann） 就曾出版过 自己印刷的纲领性著述：《我们妇女如何达到和谐、健康的生活？》，Ida Hofmann, Wie gelangen wir Frauen zu harmonischen und gesunden Lebensbedingungen? (Ascona: Selbstverlag, 1902)；《素食 主义！素食主义！传播素食生活方式的报纸》，Ida Hofmann, Vegetabilismus! Vegetarismus! Blätter zur Verbreitung vegetarischer Lebensweise (Ascona: Selbstverlag, 1905)；《蒙凡丽 达：没有诗的真理》，Ida Hofmann, Monte Verità: Wahrheit ohne Dichtung (Lorch: Selbstverlag, 1906)；《妇女问题研究》，Ida Hofmann, Beiträge zur Frauenfrage (Winnenden: Selbstverlag, 1920).

[6] 霍夫 曼日记，见《蒙凡丽达：无诗之真——伊达·霍夫曼-厄登科芬生平记述》，Monte Verità. Wahrheit ohne Dichtung. Aus dem Leben erzählt von Ida Hofmann-Oedenkoven (Lorch-Württemberg: Rohm, 1906), 32.

[7] 参见卢克曼：《看不见的宗教》，Thomas Luckmann, Die unsichtbare Religion (Frankfurt: Suhrkamp, 1991).

[8] 参见戴维：《1945年以来的英国宗教：信仰却无归属》，Grace Davie, Religion in Britain since 1945: Believing without belonging (Oxford: Blackwell, 1995).

[9] 参见巴尔克编：《新宗教运动：理 解社会的一个视角》，Eileen Barker (Ed.), New Religious Movements: A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Society (New York: Edwin Mellen Press, 1982).

[10] “新时代”（New Age）是1980年代 以来宗教学中一种说法，解 释各有不同。翰讷格拉夫将“新时 代运动”定义 为“与宗教崇拜中的意识到自我同义，或多或少是一场统一的‘运动’”，参见 翰讷格拉夫：《新时代宗教与西方文化：世俗思想所反映的秘教》，Wouter J. Hanegraaff, New Age Religion and Western Culture. Esotericism in the Mirror of Secular Thought (Leiden: Brill, 1996), 17. 博辛格却认为“新时代”是一种“标签”，是“一个 含混的、总括一系列仿佛相同的反主流运动的大概念”，参见 博辛格等：《新时代》，贝尔等编《新宗教团体、活动和世界观辞书》，Christoph Bochinger et al., “New Age,” in: Lexikon neureligiöser Gruppen, Szenen und Weltanschauungen, hrsg. von Johannes Sinabell, Harald Baer, Hans Gasper und Joachim Müller (Freiburg: Herder, 2005), 894. 青泽尔完全不把“新时 代”看作传 统意义上的宗教，而视之为“业余宗教和事件宗教”，参见 青泽尔：《新时代是一个宗教吗？或者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宗教概念？》，《宗教史与精神史杂志》1992年第44期，Hartmut Zinser, “Ist das New Age eine Religion? Oder brauchen wir einen neuen Religionsbegriff?” Zeitschrift für Religions- und Geistesgeschichte, Nr. 44 (1992).

[11] 参见米勒：《真理之山上的预言家和文学家：古斯托·格雷泽 尔、赫尔曼·黑塞、格哈特·豪普特曼》，载布赫霍尔茨编《生活改革：1900年前后重塑生活和艺术的各种设想》卷一，Hermann Müller, “Propheten und Dichter auf dem Berg der Wahrheit: Gusto Gräser, Hermann Hesse, Gerhart Hauptmann,” in: Die Lebensreform: Entwürfe zur Neugestaltung von Leben und Kunst um 1900, hrsg. von Kai Buchholz, Band 1 (Darmstadt: Häusser, 2001).

[12] 格雷泽尔其人其事，参见米勒：《古斯托·格 雷泽尔：生平与作品——传记断编》，Hermann Müller, Gusto Gräser. Aus Leben und Werk. Bruchstücke einer Biographie (Knittlingen: Gräser-Archiv Freudenstein, 1987)；布兰肯施泰因：《古斯托·格 雷泽尔：欧洲的甘地》，《昔日奇人及其今日痕迹：15幅奥地利肖像》，Christian Blankenstein, “Gusto Gräser – der europäische Gandhi,” in ders., Die Merkwürdigen von Gestern und ihre Spuren im Heute. 15 Portraits aus Österreich (Nordhausen: Bautz, 2011), 146—160.

[13] 参见格罗曼：《阿斯科纳的素食者移民点与提契诺的所谓自然人： 报告和素描》（1904），第24—25页。

[14] 参见兰德曼：《阿斯科纳-蒙 凡丽达：寻找天堂》，第60—61页。

[15] 参见格林：《真理之山：反文化之始》，第123页。

[16] 米萨姆：《阿斯科纳》（1905），埃希米编《杂记》卷一，第68页。

[17] 格林：《真 理之山：反文化之始》，第119页。

[18] 施瓦 布：《蒙 凡丽达：向往之 疗养院》，第47页。

[19] 参见里斯：《阿斯科纳的蒙凡丽达：真理之山的表层和暗流》，巴龙讷等编：《先驱、诗人、教授：20世纪 文明史中的爱兰诺思与蒙凡丽达》，第22页。

[20] 施瓦 布：《领地已被占领：蒙凡丽达神话》，博德默尔等编《蒙凡丽达：风景、艺术、历史》，Andreas Schwab, “Das Terrain ist besetzt. Mythos Monte Verità,” in: Monte Verità. Landschaft, Kunst, Geschichte, hrsg. von H.-C. Bodmer, O. Holdenrieder, K. Seeland (Frauenfeld/Stuttgart/Wien: Huber & Co., 2000), 27.

[21] 参见里斯：《阿斯科纳的蒙凡丽达：真理之山的表层和暗流》，巴龙讷等编：《先驱、诗人、教授：20世纪 文明史中的爱兰诺思与蒙凡丽达》，第23页。

[22] 参见罗特舒：《自然疗法运动、 改革运动、反主流运动》，Karl E. Rothschuh, Naturheilbewegung, Reformbewegung, Alternativbewegung (Stuttgart: Hippokrates, 1983), 12-14.

[23] 弗雷 科特：《生 活改革运动》，冯东编《威廉时代的市民教育阶层：论教育阶层之 思想的社会历史》，Janos Frecot, “Die Lebensreformbewegung,” in: Das wilhelminische Bildungsbürgertum. Zur Sozialgeschichte seiner Ideen, hrsg. von Klaus Vondung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76), 140.

[24] 参见罗特舒：《自然疗法运动、改革运动、反主流运动》， 第90—93页。

[25] 参见林泽：《拥抱生态与无政府：德国生态运动的历史》，Ulrich Linse, Ökopax und Anarchie. Eine Geschichte der ökologischen Bewegungen in Deutschland (München: dtv, 1986), 14-16.

[26] 参见弗雷科特：《生活改革运动》，冯 东编《威廉时代的市民教育阶层：论教育阶层之思想的社会历史》，第141—143页。

[27] 参见德鲁芬斯：《1900年前后的反主流项目：“蒙凡丽 达”与“新社团”的幻想和现实》，格努各编《文学乌托邦方案》，Ute Druvins, “Alternative Projekte um 1900. Utopie und Realität auf dem Monte Verità und in der Neuen Gemeinschaft,” in: Literarische Utopie-Entwürfe, hrsg. von Hiltrud Gnüg (Frankfurt: Suhrkamp, 1982), 236-249.

[28] 参见克诺伊比勒：《艺术家、作家、提契诺：1900年至今》（Theo Kneubühler, “Die Künstler und Schriftsteller und das Tessin: Von 1900 bis zur Gegenwart”），波萨诺等编：《蒙凡丽达——真理之山：作为重新发现一个近代宗教地貌的地方人类学研究》，第137页。

[29] 参见穆罗斯：《蒙凡丽达现象》（九 卷），自印本（蒙凡丽达基金会），2008—2011年。Eberhard Mros, Phänomen Monte Verità, 9 Bände [Ascona: Selbstverlag (Stiftung Monte Verità), 2008/2011].

[30] 另外，“统治者”和上流阶层的人，也会造访真理之山。德国社会民主党报纸《前进》1926年10月26日“晨刊”上报道：“我们 很高兴地听说，威廉二世表示，他将去瑞士的真理之山上度晚年。那里的风景如同乐园，尤其在夏天，壁虎趴在灼热的石头上；夜晚，萤火虫在草地上闪光，成 千上万的青蛙呱呱叫喊。”转引自多贝霍费：《人间小乐园》，《维也纳日报》2004年4月30日。Hannes Doblhofer, “Ein kleines Paradies auf Erden,” Wiener Zeitung (30. 04. 2004).

[31] “秘教”（ésotérisme）首先是由马特（Jacques Matter）在1828年提出的，指称早期基督教周边的各种宗教运动。翰讷格拉夫将这个概念扩展到历史上所有违忤主流宗教文化的派别，因而可以用于 所有宗教语境和时代。参见翰讷格拉夫：《秘教》，翰讷格拉夫编《诺斯替派与西方秘教辞书》，荷兰莱顿博睿出版社（Leiden: Brill）2006年版，第337页。

[32] 参见舍嫩贝尔格：《蒙凡丽达与通神论思想》（Walter Schönenberger, “Monte Verità und die theosophischen Ideen”），波萨诺等编：《蒙凡丽达——真理之山：作为重新发现一个近代宗教地貌的地方人类学研究》，第75页。

[33] 参见泽兰德：《蒙凡丽达与亚洲文化》，博德默尔等编《蒙凡丽达：风景、艺术、历史》，第114—115页。

[34] 海特男爵于1964年去世以后，提契诺州将蒙凡丽达改建为一个文化中心，举办各种会议。厄登科芬的故居里陈列着蒙凡丽达的“真理胸像”，展示出与这个向往和回忆之地紧密相连的丰富多彩的人物和思想。

[35] 关于 格罗斯其人及思想，参见胡尔维茨：《奥托·格罗 斯：介于弗洛伊德和荣格之间的寻找天堂者》，Emanuel Hurwitz, Otto Gross – Paradies-Sucher zwischen Freud und Jung (Zürich: Suhrkamp, 1979)；格 林：《奥托·格罗 斯：弗洛伊德学派的心理分析家，1877—1920——文学 与理想》，Martin Green: Otto Gross. Freudian Psychoanalyst, 1877–1920. Literature and Ideas (Lewiston/NY: Edwin Mellen Press, 1999).

[36] 参见施拉费尔：《知识者婚姻： 生活作为伴侣》，Hannelore Schlaffer, Die intellektuelle Ehe. Der Plan vom Leben als Paar (München: Hanser, 2011), 28-61；另参见福斯温克尔：《自由性爱与无政府：施瓦宾-蒙 凡丽达——反正统生活之方案》，Ulrike Voswinckel: Freie Liebe und Anarchie. Schwabing-Monte Verità. Entwürfe gegen das etablierte Leben (München: Allitera, 2009).

[37] 参见席夫：《极端思想与狂热：伊达·霍 夫曼——反主流生活模式的先驱》， 《原稿》2000年5月第18期。Julia Schiff, “Extremes Denken und Fanatismus. Ida Hofmann – eine Vorkämpferin für ein alternatives Lebensmodell,” Script, Nr. 18(Mai 2000): 50-53.

[38] 参见弗雷科特：《欧洲土地上的皇冠：蒙凡丽达作为世纪之交至一次 大战之反主流生活形态的试验中心》（Janos Frecot, “Landkrone über Europa. Der Monte Verità als zentrales Versuchsfeld für alternative Lebensform zwischen Jahrhundertwende und erstem Weltkrieg”），波萨 诺等编：《蒙凡丽达——真理之山：作为重新发现一个近代宗教地貌的地方人类学研究》，第60页。

[39] 波萨诺等编：《蒙凡丽达——真理之山：作为重新发现一个近代宗教地貌的地方人类学研究》。

[40] 参见里斯：《阿斯科纳的蒙凡丽达：真理之山的表层和暗流》，巴龙讷等编《先驱、诗人、教授：20世纪 文明史中的爱兰诺思与蒙凡丽达》，第30页。

[41] 参见方维规：《爱兰诺思传奇——布迪厄“文化资 本”和“象征资 本”概念 的极佳注释》，叶隽主编《侨易》第二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53—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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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deutsch:

CHINESISCHE ZEITSCHRIFT FÜR KUNSTSTUDIEN

2021/4

Fang Wei Gui | Der Mythos Monte Verità: Ein außergewöhnliches Kapitel in der Geschichte der europäischen Kultur

2021-10-17 06:18:49 posted by Redaktion Kunstwissenschaft in Geschichte 25

Aus dem Chinesischen übersetzt mit DeepL

Autor

Fang Weigui, Normal Universität Peking, Hochschule für Literatur

Ursprünglich veröffentlicht in Artistic Studies, Nr. 4, 2021

Weigui Fang (chinesisch: Fang Weigui 方维规, pinyin: Fāng Wéiguī; * 1957 in Shanghai, Volksrepublik China) ist ein chinesischer Komparatist, Sinologe und Literatur-Übersetzer. Die Neue Zürcher Zeitung nennt ihn kurz „Literaturwissenschaftler“ (NZZ, 6. Aug. 2004). Für den bekannten Sinologen Wolfgang Kubin ist Weigui Fang ein „hochtalentierter Sinologe“. Karl-Heinz Pohl lobt die Übersetzung von 150 Gedichten des klassischen chinesischen Dichters Bai Juyi und spricht in seinem Vorwort zu dem Buch Den Kranich fragen von Fangs „souveräne[r] Übersetzungskunst“. Fang ist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sowie Changjiang Scholar) an der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NU) in Peking, sowie Direktor des Center for Literature and the History of Ideas an der BNU.

Wikipedia, 25. 10. 2021

Er gehört zu den renommiertesten Wissenschaftlern Chinas, ist nicht nur Professor an der Peking Normal University, sondern trägt auch die höchste Auszeichnung "Yangtze River Scholar".

Karl-Heinz Pohl

Zusammenfassung

Die Geschichte von "Monte Verità" spielt in Europa vor hundert Jahren. Dieser "Berg der Wahrheit", der in China wenig bekannt ist, ist auch ein Berg der Utopie. Der Einsiedler, der sich auf der Suche nach Befreiung und Emanzipation dorthin begab, lehnte die vorherrschenden Werte ab und ließ die materialistische Welt auf der Suche nach einer gemeinschaftlichen Erfahrung und dem Sinn des Lebens hinter sich. Es war der Beginn einer politischen Widerstandsbewegung, die manche als "Gegen-kultur" bezeichnen. Dort trafen all die verschiedenen Denkströmungen zusammen, die die geistige Landschaft Europas in den ersten beiden Jahrzehnten des 20. Jahrhunderts bestimmten. Mehr als 700 berühmte Persönlichkeiten aus halb Europa besuchten den Berg und brachten anschließend Inspiration und Ideen in die Welt. Dieses mythische kulturgeschichtliche Ereignis ist zweifellos ein außergewöhnliches Kapitel der europäischen Kulturgeschichte und ein anschaulicher Kommentar zu Nietzsches scharfer Kritik an der Moderne.

"Gott ist tot!" Dieses erstaunliche Zitat von Nietzsche ist eine beispiellose Kritik an den vorherrschenden Ideen der westlichen Kultur. Was für tot erklärt wird, ist das eigentliche Fundament der westlichen Moral und der traditionellen Werte, die nicht mehr die Quelle der Lebensführung sind. Der Nachruf auf den Tod sagt der Welt auch, dass sich die Menschheit nach dem Tod Gottes einer geistigen Krise stellen muss. Der Zerfall des christlichen Gottesglaubens stand im Zusammenhang mit Nietzsches Bestreben, "alles umzuwerten" - ein berühmter Satz, der oft als Manifest der Irrationalisten zur Reflexion und Kritik der Moderne und als schonungslose Kritik an den Missständen der westlichen sozialen Institutionen, kulturellen Traditionen und Ideologien angesehen wird.

In seiner zweiten Heimat, der Schweiz, entstand ein "Berg der Wahrheit" und begann, den Geist Nietzsches zu interpretieren. Natürlich ist "Verwandlung" vielleicht ein besserer Begriff als "Interpretation". Wir kennen das Geheimnis von Nietzsches Tod um die Jahrhundertwende nicht, und es ist wahrscheinlich nur ein Zufall, dass der "Berg der Wahrheit" zu dieser Zeit geboren wurde. In jedem Fall spiegelt sich Nietzsches zivilisationskritischer Geist in der Montaigne'schen Existenzweise - der Sinnsuche und dem Sonnenbad - zwischen 1900 und 1920 anschaulich wider. Während die moderne westliche Zivilisation die Vernunft aus der traditionellen Philosophie des Westens, die die Vernunft als das Wesen des Menschen ansieht, verherrlicht, will Nietzsche die Vernunft zerstören, will die "Vernunft" mit dem "Leben" vernichten und das "Leben" als höchsten Wert feiern.

Der Prozess der Rationalisierung der Gesellschaft und das Aufkommen der Moderne haben nicht die erhofften Früchte gebracht. Im Gegenteil, die Vernunft wurde von Nietzsche als gefährlich und kontraintuitiv angesehen, da sie die Grundlagen des Lebens zerstöre. Er plädierte daher für den "Geist des Weines", die Befreiung der menschlichen Lebenskraft, die Wiederherstellung der natürlichen Natur des Menschen und die Betrachtung der Natur als die einzig wahre Welt. Die Menschen auf dem "Berg der Wahrheit" wollten nicht viel mehr, als ein echtes Leben zu führen. Die Verschmelzung von Spiritualität und Praxis oder von Kunst und Lebensexperiment spiegelt in hohem Maße die Rebellion der "Rebellischen" gegen die traditionellen Moralvorstellungen und Werte sowie die antimodernistischen und zivilisationskritischen Ideen des modernen Europas wider, die aus einer irrationalen, neoromantischen Ablehnung der rasanten gesellschaftlichen Entwicklung entstanden sind. In Der Wille zur Macht verspottet Nietzsche den "modernen Menschen" für seine so genannte "Toleranz", in Wirklichkeit aber für seine Unfähigkeit zu bejahen und zu verneinen, seinen Mangel an Persönlichkeit, seinen Mangel an Willen, seine Unfähigkeit zu "lieben". Die Wurzel der Krankheit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ist die Verkümmerung des Lebensinstinkts. Für Nietzsche ist der moderne Geist sehr krank.

Für diejenigen, die nach Monte Verità flohen, hatte das Leben seinen Sinn verloren; diese Rebellen wollten zu ihren Ursprüngen zurückkehren und ein neues Leben suchen. Angesichts einer unmenschlichen Welt glaubten sie, dass das Fehlen von Rebellion und Protest das Fehlen eines Selbstbewusstseins bedeutet. Nietzsche sah die gesamte moderne westliche Kultur- und Geschichtsbewegung als nihilistisch an, ein grundlegendes Merkmal der Moderne. Es gibt jedoch einen Unterschied zwischen "positivem" und "negativem" Nihilismus. Er bejaht und preist den positiven Nihilis-mus, der ein "Symbol der Macht" (Nietzsche: Der Wille zur Macht) ist, der eine große zerstörerische Kraft hat und die Macht des Geistes maximieren kann. Die Ausbruchsbewegung der Rebellen von Monte Verità, die sich von der Urbanisierung und der Moderne zurückzogen und zu Einfachheit, Achtsamkeit, Wahrheit und Natur zurückkehrten, ist ein gutes Beispiel für positiven Nihilismus. Sie versuchen, einen Weg zu beschreiten, der bisher noch nicht beschritten wurde, und ein neues Menschenbild zu erforschen. Auf ihre Weise suchten diese Seelsorger nach dem Paradies, und ihr Leben nahm eine politische und quasi-religiöse Form an, sogar mit geheimen religiösen Untertönen, die alle ein Kampf um ein verlorenes Paradies waren.

I. Es gibt verschiedene Motive, den Berg der Wahrheit zu besteigen. Das Wandern an hoch gelegenen Orten kann zu unheimlichen Gedanken und dem Gefühl führen, dem Himmel oder Gott näher zu sein; andere wollen vielleicht sich selbst entdecken und die Wahrheit weit weg von den staubigen Orten finden. Wahrheits-verkünder, Zukunftsapostel und Idealisten scheinen es zu genießen, in die Höhe zu steigen, auf den Berg Sinai, den Himalaya und den Olymp. Es kommt jedoch nicht oft vor, dass man auf dem Berg tatsächlich die Wahrheit findet, wie es viele Intellektuelle, Schriftsteller, Künstler, Tänzer und Müßiggänger zu Beginn des 20. Jahrhunderts auf Monte Verità taten. Monte Verità ist ein kleiner Hügel, 321 Meter über dem Meeresspiegel, in der Nähe der malerischen Stadt Ascona im Kanton Tessin in der Südschweiz, am Ufer des Lago Maggiore. Die Menschen, die hierher zogen, waren auf der Suche nach der "Verità", der "Wahrheit", daher der Name Monte Verità - der Hügel der Wahrheit.

Was hier zwischen 1900 und 1920 geschah, ist vergleichbar mit der Hippie-Bewegung. Es wäre also ein Irrtum zu glauben, dass die kulturelle Rebellion, die Lust am Wandern, die Suche nach geistiger und körperlicher Freiheit mit der Hippie-Bewegung der 1960er und 1970er Jahre begann. Bereits in den ersten beiden Jahrzehnten des 20. Jahrhunderts, bis in die frühen 1930er Jahre, war der Monte Gioia eine revolutionäre, experimentelle Sehenswürdigkeit. Die Hippies hätten den Einsiedler von Monte Gioia wahrscheinlich als ihren Vorfahren angesehen, wenn sie von ihm gewusst hätten. Natürlich nicht in Drogensucht, sondern in Vegetarismus, Sonnenbaden, Erleuchtung und Nudismus. Sie lehnen die vorherrschenden Werte ab und lassen die materialistische Welt hinter sich auf der Suche nach gemein-schaftlicher Erfahrung und dem Sinn des Lebens. Das zentrale Konzept ist das Sonnenlicht und das Leben, der "neue Mensch" der natürlichen Entwicklung; in Richtung Anarchismus, Pazifismus, Feminismus, Gender-Kommunismus und Irrationalismus. Es ist das antagonistische Modell zu Materialismus, Chauvinismus, Kirche und Staat, eine Bewegung des politischen Widerstands. [1]

Monte Verità

Geografisch gesehen hat dieser Ort eine besondere Anziehungskraft, die körperliche und geistige Empfindungen hervorruft. Eine wissenschaftliche Grundlage für dieses Phänomen ist jedoch noch nicht gefunden worden. Vielleicht tragen die wunderbare Landschaft, der fruchtbare Boden, die warme Sonne und die herrlichen subtropischen Blumen zum körperlichen und geistigen Wohlbefinden bei und ermöglichen es, eine neue, offene Beziehung zwischen sich selbst und der Welt herzustellen. Der ungarische Militärarzt Albert Skarvan, der seinem Land nie dienen wollte, fand hier Zuflucht; Lenin und Trotzki kamen während ihres Exils hierher; die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en Karl Kautsky und August Bebel kamen ins Tessin. August Bebel war für kurze Zeit hier. Zu den Revolutionären gehörte Dr. Raphael Friedeberg. Er war der Gründer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 und ging 1904 ins Exil nach Ascona. Lange Zeit war er von Anarchisten umgeben, zu denen auch Kropotkin gehörte. Erich Mühsam, ein deutscher Dichter und Revolutionär, der von der preußischen Polizei gejagt wurde, floh ebenfalls nach Ascona und wollte hier eine "Republik der Obdachlosen, Vertriebenen und Proletarier" errichten. In einem von ihm selbst herausgegebenen Pamphlet schrieb er: "Als ich Ascona viele Jahre später wieder besuchte, sah ich, dass es von Menschen bewohnt wurde, die im Gefängnis gefoltert worden waren, von ihren Besatzern und ihren Exekutivorganen, vom Staat, von der Polizei und vom Gesetz. Ich war wirklich und aufrichtig froh, dass sie hier endlich eine Heimat und die Aussicht auf Glück finden konnten.“ [2] Diese Aussage berücksichtigt nicht diejenigen, die mit anderen Bestrebungen kamen und ihm vorausgingen. Mühsam, der später in einem Konzentrationslager der Nazis getötet wurde, schrieb viel über Ascona und den Monte Verità.

Mühsam (rechts) und Friedeberg (links) auf dem Monte Verità um 1904

Für die gesamte Geistesgeschichte Europas vor und nach dem Ersten Weltkrieg bietet der Monte Verità eine außergewöhnliche, spannende und bedeutende Erzählung. Im Rückblick auf die Geschehnisse dort stellen sich viele Fragen: Was hat die Protagonisten dieser Geschichte an diesen Ort gezogen? Warum haben sie diesen Ort entdeckt? Warum haben sie ihn Berg der Wahrheit genannt? Können die Menschen das verlorene Paradies finden? Die Suche nach dem Sinn des Lebens hat Tradition; die Hoffnung, Leben zu verändern, entfacht oft die Leidenschaft, einen Ort der Unschuld zu finden.

II. Die Geschichte des "naturalistischen" Paradieses beginnt im Herbst 1900 mit den eigentlichen Protagonisten von Monte Verità: Henri Oedenkoven und Ida Hofmann, zusammen mit Gustav Arthur Gräser und Karl Gräser, zwei Brüdern, kamen nach Ascona und ließen sich in der üppigen Hügellandschaft nieder. Oedenkoven, der Sohn eines Bankiers im belgischen Antwerpen litt an einer Krankheit, die in ihm die Sehnsucht nach Naturheilmitteln und einer "anderen Welt" weckte. 1899 lernte er die Pianistin und Musikpädagogin Hofmann bei einem Naturaufenthalt in Österreich kennen und verliebte sich in sie. Sie waren nicht nur angewidert von den Unwahrheiten der Zivilgesellschaft, sondern hatten auch ein gemeinsames Interesse. Sie beschlossen daher, eine vegetarische Siedlung anzulegen, um eine neue Form des Zusammenlebens zu erleben, die sie als Grundstein für eine neue Gesellschaft betrachteten. Oedenkoven kaufte 3,5 Hektar Land auf dem damaligen Monte Monescia für 150.000 Schweizer Franken. [3] Der Berg wurde aufgrund seiner Ambitionen in "Monte Verità" umbenannt und wurde bald zur Domäne von Künstlern, Theosophen und Einsiedlern! Im Gegensatz zu Thomas Manns berühmtem "Zauberberg", in dem das Davoser Lungensanatorium für Reiche beschrieben wird, ist Monte Verità ein weiterer moderner "Zauberberg", einer für Arme.

Hofmann, Robert Jentschura und Oedenkoven (1903)

Der Name Monte Verità wird leicht missverstanden. Die Menschen hier sind nicht wirklich im Besitz der Wahrheit; sie verlangen nicht viel, sie wollen einfach nur ein echtes Leben führen. Hoffman sagt: "Mit der Wahl dieses Namens wollen wir keineswegs behaupten, dass wir die 'Wahrheit' gefunden und in Besitz genommen haben, sondern lediglich, dass wir versuchen, gegen die in der Geschäftswelt üblichen Täuschungen und die traditionellen Stereotypen der Gesellschaft anzukämpfen, indem wir in Wort und Tat 'wahrhaftig' sind und die Lügen entlarven und die Wahrheit siegen lassen". [4]

Im Zeitalter des Imperialismus wollten die Menschen ihre pazifistischen Oppo-sitionsmodelle ausleben, der entmenschlichenden Gesellschaft entfliehen, das anonyme Leben in der Stadt hinter sich lassen und sich von der Erde auf dem Lande ernähren, ein natürliches Leben führen. Ihr gemeinsames Ziel war die "Reform des Lebens". Der Plan der Ödenkovens und der Hofmans war es, ein Naturrefugium zu schaffen, ein kurz- oder langfristiges Naturrefugium für Menschen, die ein einfaches Leben führen wollten. Die Menschen hier bewirtschaften ihr eigenes Land, leben in einfachen Hütten, ernähren sich von Obst und Salat, leben überwiegend im Freien, tanzen und schwimmen nackt - "die Scham kleidet uns und die Würde in der Nacktheit", wie sie sagen – in den noch wilden Bergen der modernen Welt. Die Idee, dass jeder tun kann, was er will, was er ist, war zu Beginn des 20. Jahrhunderts eine zügellose Idee. Der Berg von Utopia war vom Licht der "Wahrheit" durchdrungen, und das Leben der "geistigen Hirten" war in aller Heimlichkeit religiös. Was hier geschah, sprach sich schnell herum, und Monte Verità erreichte eine Welt von "Naturalisten": Lebensreformer, Mystiker, Gesundheitsanbeter, Naturheiler, Vege-tarier und Revolutionäre, die sich gegen die "moderne Gesellschaft" zusammen-schlossen. [5]

Die Leute kamen und gingen. Diejenigen, die nach Ascona flohen, konnten sich in Fragen wie Anti-Mainstream nicht einig sein. Was bedeutet es, wirklich gegen den Mainstream zu sein? Die Menschen hier waren in ihren Meinungen gespalten und konnten keine gute Organisation haben. Hofmann beschreibt es so: "Die Vermischung von Menschen aller Couleur hat auf unserem Berg ein nicht mehr rückgängig zu machendes Durcheinander geschaffen. Die meisten Leute trugen nicht zur Erreichung unserer Ziele bei, sondern machten ihr eigenes Ding. Es war eine Art Anarchie, die es nicht verstanden hat". [6]

Sie kamen aus unterschiedlichen sozialen Schichten, aus verschiedenen europäischen Ländern und waren fasziniert vom Berg, einer bunten Welt von Befreiungssuchern, Pseudo-Gläubigen, Asketen, Scharlatanen und Fantasten. Sie sprachen von Frauenrechten, freier Liebe und Ehe, Ökumene, östlicher Erlösung und Internationalismus und versuchen, einen neuen Weg einzuschlagen und ein neues Menschenbild zu erkunden. Die Ideen, die von diesen phantasievoll gekleideten Vegetariern praktiziert oder erprobt werden, sind in der heutigen Religions-wissenschaft vielleicht die so genannten "unsichtbaren Religionen"[7], der "Glaube ohne Zugehörigkeit"[8], die "neuen religiösen Bewegungen "[9] oder das "New Age"[12].

Gustav Gräser, ein sehr charismatischer Dichter und Naturprophet, war eine ungewöhnliche Erscheinung, steht symbolisch für den Monte Verità. Geboren 1879 in Kronstadt (dem heutigen Rumänien, das bis 1918 zur österreichisch-ungarischen Monarchie gehörte), wählte er als junger Mann ein Leben der Einfachheit und der asketischen Wanderschaft, zog über die Straßen, verweigerte die Berufswahl, predigte Gewaltlosigkeit und Vegetarismus und vertrat die Lehren des Laozi. Im Frühjahr 1898 schloss er sich dem österreichischen Maler und Sozialreformer Karl Wilhelm Diefenbach an. Im Herbst 1900 gründete er mit seinem Bruder, den Oedenkovens und sieben weiteren Personen den Monte Verità auf dem Berg Monescia. [12]

Gustav Gräser

Schon bald kam es zu einem Streit zwischen den Gründern über Fragen wie die Eigentumsverhältnisse und die Stärke der Lebensreformen. Während die Gebrüder Gräser und die beiden anderen dafür plädierten, auf Komfort und Geld zu verzichten und dafür ein einfaches Leben in völliger Naturnähe zu führen, waren Oedenkoven und Hofmann der Meinung, dass die Naturheilanstalt über die notwendigen Annehmlichkeiten, wie fließendes Wasser und Elektrizität, verfügen sollte, und dass sie finanziell davon profitieren sollte, um den Rückzugsort am Laufen zu halten. Die Oedenkovens waren nicht gegen die Annehmlichkeiten der Zivilisation, sondern gegen ihre Zwänge. Sie übernahmen nach und nach die Leitung der Anstalt, vertrieben die zu extremen Mitarbeiter, rekrutierten neue Leute in ihren reformerischen Publikationen und lehnten die Bezeichnung als "Naturmenschen" ab. Das Ziel aller Reformen sei es, so Hofmann, im wahrsten Sinne des Wortes kulturell zu werden. [13]

Die extremen reformerischen Ideen der Brüder Gräser wurden in der Anstalt nicht umgesetzt; ein Jahr später verließen sie das Sanatorium, um auf dem Monte Gioia in der Nähe von Monte Verità eine Kommune für Einsiedler und Kriegsdienst-verweigerer zu gründen, die die Gesellschaft von Künstlern, Philosophen und Schriftstellern bevorzugten.

Die "Kooperative Monte Verità", deren Name sehr nach einer Dorfgenossenschaft klingt, war dagegen ähnlich wie einige andere Gemeinschaften in Deutschland zu dieser Zeit. [14] Fleisch, Tabak, Kaffee und Wein waren in der lockeren Lebens-gemeinschaft streng verboten, nur Rohkost, Sonnenbäder, Arbeit im Freien, lockere Kleidung und vielfältige musikalische und künstlerische Aktivitäten waren erlaubt, so der Ablauf der Exerzitien auf dem Hügel von Ascona. [15]

Der gute Geschäftsmann Oedenkoven kassierte eine Menge Eintrittsgelder. Einige Jahre später wurde das Sanatorium Monte Verità von Erich Mühsam als "Pension mit ethischem Firmenschild" [16] verspottet. Die Einwohner der kleinen Stadt Ascona, die das Leben auf dem Berg natürlich nicht verstehen konnten, beobachteten neugierig, was dort geschah. Die Naturmenschen auf dem Hügel wurden "langhaarige Vegetarier", "Nackttänzer", "Sandalenträger" [17] und "Barfußpropheten" [18] genannt. In den Augen ihrer Zeitgenossen war diese Lebensweise völlig inakzeptabel. Hier prallten zwei Vorstellungswelten aufeinander: der aufgeschlossene Außenseiter, der unter der Sonne nach dem Sinn des Lebens sucht, und die Einheimischen, die den nackten Waldmenschen mit Ehrfurcht betrachteten.

Dennoch war das soziale Klima im Tessin für den Einsiedler nicht schlecht, sondern kann sogar als günstig bezeichnet werden. Einige Jahre zuvor hatten sich hier bereits Künstler, Philosophen, Vegetarier und eine Reihe anderer politischer Exilanten niedergelassen. In der Tat verdankt Monte Verità einen Großteil seines Ruhmes den extremeren Reformern, die in seiner Umgebung lebten, den Monte Gioia-Pionieren wie Gräser, sowie anderen Zivilisationsflüchtigen, Einsiedlern und Ruhesuchenden. Die meisten von ihnen kamen aus Deutschland nach Ascona, und nicht alle von ihnen blieben in der Naturheilanstalt von Oedenkoven. „Monte Verità“ war ursprünglich nur der Name dieser Anstalt und wurde dann zu einem Oberbegriff für die "Naturmenschen“, die ihr Leben in der Umgebung von Ascona und im gesamten Monescia-Gebirge reformierten. [19] Das heißt, der "Mythos Monte Verità" [20] ging innerhalb weniger Jahre nach seiner Benennung von denen aus, die nicht zur Naturheilanstalt gehörten oder die dort gelebt hatten, aber nicht mehr zu ihr gehörten. Die Aura von Monte Gioia zog Menschen mit Abenteuerlust an.

Von 1900 bis 1914 [1918!] war Gustav Gräser, der spätere "Gandhi Europas", die treibende Kraft und die Attraktion des Tessins. Er beeinflusste viele intellektuelle und künstlerische Gemeinschaften, und immer mehr Einzelgänger kamen ins Tessin. Viele, die Gustav (genannt "Gusto") kannten oder ihn sprechen hörten, sahen in ihm den "neuen Menschen", die Verkörperung aller Ideale von Franziskus bis Nietzsche. Zwei spätere Nobelpreisträger, Gerhart Hauptmann und Hermann Hesse, schätzten ihn sehr und sahen in ihm einen Mythos der Freiheit. In den Jahren vor dem Ersten Weltkrieg besuchten ihn weiterhin Künstler, Schriftsteller und Gelehrte, aber auch Anhänger der Lebensreform und Naturheilkundler.

Die internen Widersprüche der Kooperative Monte Verità zwangen die Oedenkovens und Hofmann zu immer neuen Kompromissen. Die strengen Regeln der Rohkost wurden durchbrochen, und schließlich wurde sogar der Vegetarismus gelockert, und das Hauptgebäude des Sanatoriums und einige der üblichen Hotels wurden gebaut. Nach dem Ersten Weltkrieg ging das Sanatorium aufgrund von Betriebs-schwierigkeiten in Konkurs, und 1920 verließen die Oedenkovens und Hofmann den Berg und zogen nach Spanien und später nach Brasilien. Im Laufe der Zeit wechselte der Berg mehrmals den Besitzer, bis 1926 ein Baron von der Heydt die Geschicke des Berges in die Hand nahm. Er wollte hier einen kulturellen Austausch zwischen Ost und West in die Wege leiten, und dieser Wunsch wurde von Frau Olga Fröbe-Kapteyn erfüllt. Seit 1933 organisierte Frau Kapteyn das jährliche Eranos-Seminar. Die alte "Doktrin" war nicht mehr gültig und der Berg wurde wieder-geboren, er eröffnete eine neue Ära und wurde allmählich zu einem Zentrum des Denkens, in dem sich die Vertreter des europäischen Geisteslebens trafen. Von allen Versuchen der Natur-heilanstalt Monte Verità haben nur die Ideen von Eranos bis heute überlebt.

Die Entdecker und Bewohner von Monte Verità waren das, was Albert Camus den "homme révolté" nannte. Monte Verità war ein Ort großer Leidenschaft, an dem die verschiedenen Denkströmungen, die die geistige Landschaft Europas in den ersten beiden Jahrzehnten des 20. Jahrhunderts tiefgreifend beeinflussten, zusammen-kamen, verschmolzen und sich herauskristallisierten. Die Personen, die dort auftauchten, stellten verschiedene Elemente des Denkens dar und spiegelten das Bedürfnis der Zeit nach individueller Integrität und freier Entfaltung. Angesichts einer beispiellos unmenschlichen Welt glaubten sie, dass das Fehlen von Rebellion und Protest gleichbedeutend ist mit dem Fehlen eines Gefühls der Selbstachtung.

III. Der Reformgedanke auf dem Hügel von Ascona ist eng mit der Lebensreformbewegung der damaligen Zeit verbunden. Diese reformistische Lebensauffassung, die auf die Mitte des neunzehnten Jahrhunderts zurückgeht, hatte in Mitteleuropa, insbesondere in Deutschland, um die Wende vom neunzehnten zum zwanzigsten Jahrhundert viele Anhänger. [21] In dieser bahnbrechenden Bewegung fand die Verschmelzung von Spiritualität, religiöser Vision und praktischem Leben vor allem in den intellektuellen Gemeinschaften der industrialisierten Stadt-gesellschaften statt. Die Leidenschaft für eine klassenlose Gesellschaft auf der einen Seite und das obsessive Streben nach Selbstverwirklichung auf der anderen Seite waren zwei miteinander unvereinbare Überzeugungen, die sich in der Existenzweise der Monteveritaner widerspiegelten. Die Naturheilkunde, die Mitte des 19. Jahr-hunderts entstand, war stark von Rousseaus Naturverständnis und Zivilisations-kritik inspiriert. [22] "Wer die Naturheilkunde kennt, kennt den Patienten auf einer ganzheitlichen Ebene und sieht in seinem Leiden die Folgen der falschen Lebensweise einer falschen Gesellschaft." [23]

Die meisten Einsiedler um 1900 stammten aus wohlhabenden Familien, die der mitteleuropäischen Wohlstandsgesellschaft überdrüssig waren und sich über den blinden Fortschrittsgedanken empörten. Sie entschlossen sich daher, den für Körper und Geist schädlichen Großstädten zu entfliehen und sich durch kühles Wasser, Sonnenlicht und Luft, grobe Kleidung und Ernährung ganzheitlich zu erholen. Es ist kein Zufall, dass sich Oedenk0ven und Hofmann in einer Naturheilanstalt in Veldes, Österreich, kennen gelernt haben. Die dort gepflegte Sonne-Luft-Therapie, die leichte Bekleidung, das strikte Alkohol- und Tabakverbot, die vegetarische Ernährung und viele kulturelle Aktivitäten [24] hatten viel mit dem späteren Monte Verità-Programm gemein.

Die ideologische Basis der Lebensreformbewegung ging sicherlich weit über die Naturheilkunde hinaus. Die Ideen des Antimodernismus, des Antiindustrialismus und der Zivilisationskritik entsprangen einer irrationalen, neoromantischen Ablehnung der gesellschaftlichen Entwicklung und waren die Reaktion der städtischen Bildungsschichten auf die rasanten sozialen und wirtschaftlichen Ent-wicklungen. [25] Für diejenigen, die nach Ascona flohen, hatte das Leben seinen Sinn verloren, und sie fühlten sich so leer, dass sie eine radikale Veränderung, eine Rückkehr zu ihren Ursprüngen und ein neues Leben wollten. Sie glaubten, dass die Selbstversorgung das Wesentliche sei. Dies erinnert an viele andere Erscheinungs-formen der Lebensreformbewegung, in denen die Rückkehr zur Natur eine politische und quasi-religiöse Gestalt annahm: Einerseits wurden Bodenreform und ländliche Genossenschaften als dritter Weg jenseits von Kapitalismus und Sozialismus gesehen; andererseits wurde die Harmonie von nacktem Leib und Natur als Emanzipation verstanden und durch die "Jugendkunst" von Hugo Höppener [alias Fidus 26], dem Maler des Jugendstils, repräsentiert. [26]

Zu dieser Zeit entstanden in vielen Teilen Europas Gruppen wie die von Ascona. Die Obstbausiedlung "Eden" in Oranienburg (Deutschland) (ab 1893) und die idealistische "Neue Gemeinschaft" in Schlachtensee bei Berlin [27] sind zwei der bekannteren der vielen Versuche außerhalb Asconas, einen naturnahen utopischen Traum und die Entwicklung der Individualität zu verfolgen. Den Traum von der Utopie. Eine wichtige Inspiration für viele anarchistische und pazifistische Experimente auf dem Land, fernab von Staat und Kirche, war der russische Schriftsteller, Vegetarier und Pazifist Leo Tolstoi. Er gab das luxuriöse Leben der Aristokratie auf und gründete seine eigene, auf der christlichen Lehre basierende Religion, die sich auf der Suche nach der absoluten Wahrheit für Gewaltlosigkeit, Askese und Natur einsetzt. Sein naturnahes, puritanisches Leben mit seinen ethischen Imperativen und seiner Ablehnung staatlicher Herrschaft wurde zum Vorbild für Anarchisten, Vegetarier und das Leben in Gemeinschaften. In der Frühphase der monteveritanischen Lebensgemeinschaft war der asketische Vegetarismus die vorherrschende Weltanschauung, die eng mit Tolstois Lebens-philosophie verbunden war. Diät und Enthaltsamkeit, die Entdeckung des Selbst in Askese und Meditation sowie die Annahme nichtchristlicher Heilslehren gehörten zu den verschiedenen Formen der Suche nach dem Sinn des Lebens, die um 1900 am Rande der Gesellschaft aufkamen. [28]

Hermann Hesse gehörte zu der Gruppe von Menschen, die sich an den Rand der Gesellschaft begaben, um den Errungenschaften und Verlusten der etablierten Lebensweise entgegenzuwirken. Von den zahlreichen Schriftstellern, die Ascona und Monte Verità besucht haben, ist vor allem Hesse zu nennen, der stark von den Ideen der Frühzeit des Monte Verità beeinflusst wurde, wo er 1906 [1907!]eine Zeit der Askese verbrachte, um mit dem Trinken aufzuhören, und wo Gusto Gräser einen tiefen Eindruck auf ihn machte. Hesse beschäftigte sich mit dem Weltgemeinsamen und interessierte sich für Indien, das er 1911 besuchte. Gräser schickte ihm 1919 seine Nachdichtung von Laozi und bat ihn, sich ihm bei den revolutionären Aktivitäten in München anzuschließen. Aber Hesse konnte Gräsers Weg nicht folgen; er wollte den ästhetischen Weg gehen, nicht den heroischen. Er schrieb weiter an seinen Dichtungen, bewunderte die Propheten und reflektierte das Leben von Gräser in seinem eigenen Werk, gewissermaßen in einem magischen Berg, der Schauplatz vieler seiner Romane war, in denen er das Leben von Ausreißern, Sozialreformern, barfüßigen Propheten und vegetarischen Aposteln beschrieb. Wie Hesse haben auch andere Schriftsteller die frühen Ideen und Gestalten von Monte Verità in ihren Werken dargestellt, so z. B. Gerhart Hauptmann in Der Ketzer von Soana (1918), Johannes Schlaf in Aufstieg (1911) und Fruchtmahl (1922).

IV. Künstlerdorf oder der Bergtraum eines großen Mannes

Die frühesten Asconier und der Einsiedler von Monte Gioia haben der Welt eine verwirrende Erinnerung hinterlassen; die späteren sind spannender. Mehr als 700 berühmte Persönlichkeiten aus halb Europa haben diesen Ort besucht und der Welt alle Arten von Inspiration und Ideen gebracht. [29] Monte Gioia-Verità hat eine besondere Anziehungskraft. Dieser Berg und seine Umgebung sind gleichzeitig eine Ansammlung großer Fantasieenergien. Schriftsteller, Künstler, Träumer, Kriegs-gegner, Exilanten, Propheten... strömten geradezu herbei. Wenn Ascona in den Augen der zeitgenössischen europäischen Kultur ein Begriff ist, so ist dies nicht zuletzt den Künstlern zu verdanken, die Ascona seit seinen Anfängen mit Monte Verità als Ort für kurze oder längere Aufenthalte gewählt haben. In den ersten beiden Jahrzehnten des 20. Jahrhunderts kamen die Künstler vor allem hierher, um der Zivilisation zu entfliehen und ihre innere Welt und deren Ausdrucksformen zu finden.

1913 gründeten Rudolf von Laban und Mary Wigman, Tänzer und Tanztheoretiker, die als Väter des modernen Tanzes in Deutschland gelten, auf Monte Verità die Sommerschule "School of Living Arts". Sie wurde grundlegend für die Entwicklung des modernen Tanzes als natürlichem Ausdruck von Körper und Seele, eine wichtige Entwicklung, die bald die westliche Welt erfasste.

Im "Ausdruckstanz" von Laban auf Monte Verità muss das "Tanz-Klang-Wort" Emotionen und Gefühle auf höchst individuelle Weise in körperliche Empfindungen und Bewegungen umsetzen.

Eine Körpersprache, die das Gefühl ausdrückt, frei zu leben. Jeden Sommer war Laban von schönen Frauen umgeben, um auf den Hügeln über Ascona den modernen Tanz zu entwickeln und umzusetzen. In seiner Kunstschule wurden neben Tanz und Musik auch Hauswirtschaft, Malerei und Gartenarbeit gelehrt; ein ganzheitlicher Anspruch, der eng mit Oedenkovens und Hofmanns Vorstellungen von Lebensreform verbunden war. Die mystischen, ritualisierten, ganzheitlichen Künste erreichten im August 1917 auf dem Monte Verità ihren Höhepunkt. Zur Feier des öffentlichen theosophischen Kongresses des Ordo Templi Orientis (Orientalischer Tempelorden) inszenierte Laban das religiös-ritualistische Tanzdrama "Sang an die Sonne" in drei Akten - "Sonnenuntergang", "Mitternacht "und "Sonnenaufgang". Seine beiden anderen experimentellen Tanztheater-Meisterwerke sind "Ishtar's Journey to the Regions" (Ishtars Reise in die Unterwelt), basierend auf einer alten babylonischen Geschichte, und "The Drumstick Rises" (Der Trommelstock tanzt), basierend auf einer alten mexikanischen Tempelbeschwörung. Auf den Spuren des Laban-Teams haben zahlreiche Künstler der Avantgarde, des Dadaismus und der Romantik den Lago Maggiore besucht, und es gab unzählige berühmte und unbekannte Besucher. Fast alle dadaistischen Künstler Zürichs waren regelmässige Besucher in Monte Verità, und Laban hatte viele Begegnungen mit Hans Arp, Sophie Taeuber, Hugo Ball und Emmy Hennings. Die Ball-Hennings ließen sich Ende der 1920er Jahre im Tessin nieder und tauschten die Großstadt gegen die Idylle ein, um in einer unberührten Natur Kunst zu schaffen. Zu den berühmten Schriftstellern, Künstlern und Philosophen, die den Ort besuchten oder hier lebten, gehören Max Weber, Ernst Bloch, Hesse, Rainer Maria Rilke, Hauptmann, D. H. Lawrence, Emil Ludwig und die verstorbene Ball-Hennings. Ferner Stefan George, Isadora Duncan, Paul Klee, Franziska zu Reventlow, El Lissitzky, Rudolf Steiner, Klabund und René Schickele. Später waren auch Else Lasker-Schüler, Thomas Mann, Carl Zuckmayer, Max Piccard, Ernst Toller, Henri van de Velde diejenigen, die in den 1920er Jahren nach Ascona kamen. Sie sahen es vor allem als Ferien- und Rückzugsort; die lange Reihe berühmter Persönlichkeiten zog viele junge Künstler in die Gegend. [30] Nach 1933 wurde das Tessin zu einem sicheren Ort des Exils für Künstler, die unter der Verfolgung durch die Nazis litten.

V. Spiritualität in einer religiösen Landschaft

Monte Verità begann als Landschaft einer besonderen Spiritualität, die oft als "geheime Religion" bezeichnet wird [31]. Ihre Gründer waren direkt mit der theosophischen Gemeinschaft verbunden, und Hofmann fuhr oft nach Mailand, um Annie Besant zu hören, die Nachfolgerin von Madame Blavatsky, der Gründerin der "Theosophischen Gesellschaft". Hofmanns Überzeugungen waren denen der Hellseherinnen Blavatsky und Besant in ihrer Ablehnung der christlichen Lehre, ihrer evolutionären Position zur Individualität und Höherentwicklung des Menschen und ihrer Rechtfertigung des Vegetarismus recht ähnlich. 1918 konnten zwei dem "Blauen Reiter" nahestehende Maler hier ihre Ideen in der gleichen Weise entwickeln. Alexej Jawlensky und Marianne von Werefkin ließen sich aus Gründen ihrer eigenen Weltanschauung in Ascona nieder, das voll von psionischen Ideen war.

[32]

Neben den Ideen des Pantheismus und des Okkulten hat auch die fernöstliche Weisheit allmählich Einfluss auf Monte Verità genommen. [33] Zu den verschiedenen Weltanschauungen auf diesem Berg gehörten nicht nur taoistische und buddhistische Ideen, sondern auch östliche Heilsvorstellungen. Gräsers reges Interesse an Laozi findet sich wieder in Hesses langem Roman Das Lied des Wanderers (Siddhartha, 1922). Martin Buber hielt in den 1920er Jahren auf dem Monte Verità auch Vorlesungen über Lao Tzu und indische Philosophie. Baron von der Heydts Ausstellung seiner umfangreichen Sammlung asiatischer Kunst auf dem Berg schuf eine weitere Atmosphäre des Ost-West-Austauschs. [34] All dies weckte das Interesse von Frau Fröbe an der asiatischen Kultur, und die asiatische Philo-sophie und Weisheit wurde in den von ihr geleiteten Eranos-Seminaren und im interkulturellen Dialog bis heute hoch geschätzt. Ein weiteres Element der Spiritualität von Ascona ist die Psychoanalyse. Wenn es um die Psychoanalyse von Monte Verità geht, wird zuerst Otto Gross und dann C. G. Jung erwähnt. Jung, der Meister der Psychoanalyse und Begründer der analytischen Psychologie, war sehr bekannt und wurde die Stütze des späteren Eranos-Seminars. Dieser Artikel konzentriert sich auf Monte Verità vor Brannus, daher wird Jung ausgelassen.

Otto Gross war ein österreichischer Arzt, Psychoanalytiker und Anarchist, der von seinen Zeitgenossen als Genie gepriesen wurde. Seine Theorien hatten großen Einfluss auf die deutschsprachigen Schriftsteller Franz Kafka, Franz Werfel und Johannes Becher sowie - über seine Geliebte Frieda von Richthofen - auf D. H. Lawrence. Gross kam 1905 nach Ascona, um sich von seiner Drogensucht zu erholen, und kam danach oft hierher. Er plante die Gründung einer Universität für die Befreiung des Menschen in Ascona als Ausgangspunkt für eine Rückkehr ins urkommunistische Paradies. Gross vertrat Freuds Doktrin, allerdings mit Modifikationen. Im Gegensatz zu Freud sah er in der Sexualität nicht nur die Quelle der Neurose, sondern auch die Quelle von Zwängen und daraus entstehenden Konflikten, wie sie sich aus der Erziehung und den sozialen und familiären Strukturen ergeben. Er selbst litt sein ganzes Leben lang unter der Autorität seines gewalttätigen Vaters, eines berühmten Juristen, der ihn 1913 sogar in ein Krankenhaus einweisen ließ, nachdem er in allerhand Schwierigkeiten geraten war. Als Ergebnis dieser familiären Prägung argumentierte Gross, dass alle sozialen und persönlichen Konflikte aus einer Abkehr von der primitiven, paradiesischen, matriarchalen Gesellschaft hin zu den Macht-, Zwangs- und Besitzverhältnissen der patriarchalischen Gesellschaft resultieren. Der daraus resultierende Appell von Gross gipfelte im Aufruf zum Bruch mit der Autorität, zur Befreiung von Individuum und Gesellschaft, zum revolutionären Umsturz, zur Anarchie. Darum hatte er ein enges Verhältnis zu den Anarchisten und lehnte jeden Zwang ab. [35] In diesem Zusammenhang sprach er sich für sexuelle Freiheit aus, da er der Meinung war, dass Vegetarier nicht tolerant genug seien. Außerhalb der Ehe hatte er viele Affären, verführte oft verheiratete Frauen, unterhielt immer eine oder mehrere Liebes-beziehungen und hatte Kinder, wobei er seiner Frau und seinen Geliebten die selbe Freiheit gewährte, da er die Abhängigkeit der Frauen in der Ehe als großes Unrecht ansah. [36]

Im weiteren Sinne zeigt sich die damalige andere Sichtweise der Lebensreform auch in der Frauenbewegung und in der Ehereform, wie in Hofmanns Streitschrift Studien zur Frauenfrage (1920) und in ihrer freien Ehe mit Oedenkoven, die sie als Zeichen der Frauenemanzipation ansah. [37] Der Blick auf die Natur auf dem Hügel von Monte Verità schließt auch die freie Ehe ein. [38]

In der ersten Hälfte des 20. Jahrhunderts wurde Ascona zu einem "deutschen Berg", auf dem sich Ideen, Philosophien und Lebensstile entwickelten, begleitet von Hoffnungen und Enttäuschungen. Desillusionierte Menschen, Künstler, Anarchisten, Revolutionäre, Esser und Trinker, Mitglieder geheimer Kulte, namenlose Abenteurer, sie alle schrieben die Legende von Ascona und die Realität von Monte Verità. Sie experimentierten und scheiterten ständig und erlebten so die Energie dieses Berges. Der Stellenwert von Ascona und Monte Verità in der Geschichte des europäischen und insbesondere des deutschen Denkens in den ersten beiden Jahrzehnten des 20. Jahrhunderts liegt nicht in erster Linie in den vielen berühmten Persönlichkeiten, die über kurz oder lang hierher kamen, auch wenn die Liste der berühmten Persönlichkeiten einen bleibenden Eindruck hinterlässt. Die außergewöhnliche Anziehungskraft des „Wahrheitsberges“, eines kleinen Berges, der "eine moderne religiöse Landschaft"[39] darstellen und zu einem Wallfahrtsort werden konnte, liegt vielmehr in seiner ursprünglichen Aufgabe. Sie war weitgehend zum Scheitern verurteilt, aber sie war dennoch das Ziel, das die Menschen anstrebten: sich von der urbanisierten, industrialisierten, kapitalistischen Moderne zu lösen, die Fesseln einer unmenschlichen Gesellschaft zu sprengen und zu Einfachheit, Spiritualität, Wahrheit und Natur zurückzukehren. Dieser Wunsch nach Rückzug, der mehr oder weniger in jeder Gesellschaft vorhanden ist, tauchte in Monte Verità zwischen 1900 und 1920 auf. Später, als der Tourismus in Schwung kam, konnte die Anziehungskraft von Monte Verità eine Zeit lang nur von den Mythen der Vergangenheit zehren. [40] Doch der Ort ist wirklich bemerkenswert, und der Mythos wurde von Eranos erneuert, das im Jahr 1933 begann. [41]

Dieser Artikel wurde von Fang Weigui geschrieben

Herausgeber: Cui Jinli. Bilder in diesem Artikel mit freundlicher Genehmigung des Autors

[1] Zur Geschichte des Monte Verità siehe

Robert Landmann, Ascona - Monte Verità: Auf der Suche nach dem Paradies, von Ursula Wiese überarbeitete und ergänzte Ausgabe, unter Mitarbeit von Doris Hasenfratz, neu hrsg. mit einem Nachwort versehen von Martin Dreyfuss ( Frauenfeld/Stuttgart/Wien: Huber & Co., 2000);

Posano et al. eds. Monte Verità - The Mountain of Truth: A Local Anthropological Study as a Rediscovery of a Recent Religious Landscape,

Monte Verità - Berg der Wahrheit: Lokale Anthropologie als Beitrag zur Wiederentdeckung einer neuzeitlichen sakralen Topographie, hrsg. von Gabriella Borsano, Claire Halperin, Ingeborg Lüscher und Harald Szeemann (Milano: Electa, 1981);

Martin Green, Mountain of Truth: The Counterculture Begins (Hanover :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1986);

Andreas Schwab/Claudia Lafranchi (Hrsg.), Sinnsuche und Sonnenbad. Experimente in Kunst und Leben auf dem Monte Verità (Zürich: Limmat, 2001);

Andreas Schwab, Monte Verità: Sanatorium der Sehnsucht (Zürich: Orell Füssli, 2003);

Elisabeth Ries, "Monte Verità, Ascona: Oberfläche und Unterströmungen am Berg der Wahrheit", in: Pioniere, Poeten, Professoren: Eranos und der Monte Verità in der Zivilisationsgeschichte des 20. Jahrhunderts, hrsg. von Elisabetta Barone, Matthias Riedl und Alexandra Tischel (Würzburg: Königshausen & Neumann, 2004), 21-32.

[2] Erich Mühsam, "Ascona" (1905), hrsg. von Emig, Miscellany, Bd. 1, Erich Mühsam, "Ascona", in: ders., Prosaschriften I, hrsg. von Günther Emig (Berlin: Verlag Europäische Ideen, 1978), 95.

[3] Martin Green, The Mountain of Truth: The Beginning of the Counterculture, S. 121.

[4] Ida Hofmann, "An Grohmann", zitiert in Adolf Arthur Grohmann, Die Vegetarier-Ansiedelung in Ascona und die sogenannten Naturmenschen im Tessin: Referate und Skizzen, (1904) Nachdruck (Ascona: Edizioni della Rondine, 1997), 15.

[5] Ida Hofmann veröffentlichte ihr eigenes gedrucktes programmatisches Werk: Wie erreichen wir Frauen ein harmonisches und gesundes Leben? (Ascona: Selbstverlag, 1902); Ida Hofmann, Wie gelangen wir Frauen zu harmonischen und gesunden Lebensbedingungen? Vegetarismus! Eine Zeitung zur Verbreitung der vegetarischen Lebensweise", Ida Hofmann, Vegetabilismus! Vegetarismus! Blätter zur Verbreitung vegetarischer Lebensweise (Ascona: Selbstverlag, 1905); Ida Hofmann, Monte Verità: Wahrheit ohne Dichtung (Lorch: Selbstverlag, 1906); Studien zur Frauenfrage, Ida Hofmann, Beiträge zur Frauenfrage (Winnenden: Selbstverlag, 1920).

[6] Hofmann's Tagebuch, in Monte Verità. Wahrheit ohne Dichtung. Aus dem Leben erzählt von Ida Hofmann- Oedenkoven (Lorch-Württemberg: Rohm, 1906), 32.

[7] Siehe Thomas Luckmann, Die unsichtbare Religion (Frankfurt: Suhrkamp, 1991).

[8] Siehe Grace Davie, Religion in Britain since 1945: Believing without belonging (Oxford: Blackwell, 1995).

[9] Siehe Barker, Eileen Barker (Hrsg.), New Religious Movements: A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Society (New York: Edwin Mellen Press. 1982), 1982).

[10] "New Age" ist ein Begriff, der in der Religionswissenschaft seit den 1980er Jahren mit unterschiedlichen Auslegungen verwendet wird. Hanegraaff definiert die New-Age-Bewegung als "eine 'Bewegung', die mehr oder weniger gleichbedeutend ist mit dem Bewusstsein des Selbst in der religiösen Verehrung", siehe Hanegraaff, "New Die Esoterik im Spiegel des säkularen Denkens (Leiden: Brill, 1996), 17. Bossinger hingegen sieht das "New Age" als "Etikett", als "weit gefasstes Konzept, das eine Reihe von scheinbar identischen Anti-Mainstream-Bewegungen zusammenfasst", siehe Bossinger et al. New Age", in: Lexikon neureligiöser Gruppen, Szenen und Weltanschauungen, hrs. Weltanschauungen, hrsg. von Johannes Sinabell, Harald Baer, Hans Gasper und Joachim Müller (Freiburg: Herder, 2005), 894. Zinser sieht das "New Age" keineswegs als religiös im traditionellen Sinn, sondern vielmehr als "Amateur- und Ereignisreligion"; siehe Aenzel, "Is the New Age a Religion? Oder brauchen wir einen neuen Begriff von Religion? Hartmut Zinser, "Ist das New Age eine Religion? Oder brauchen wir einen neuen Religionsbegriff?", Zeitschrift für die Geschichte der Religionen und der Spiritualität, Nr. 44, 1992. Zeitschrift für Religions- und Geistesgeschichte, Nr. 44 (1992).

[11] Siehe Hermann Müller, "Propheten und Dichter auf dem Berg der Wahrheit: Gusto Gräser, Hermann Hesse, Gerhart Hauptmann", in: Die Lebensreform: Entwürfe zur Neugestaltung von Leben und Kunst um 1900, hrsg. von Kai Buchholz, Band 1 (Darmstadt: Häusser, 2001).

[12] Zur Person Gräser siehe Hermann Müller, Gusto Gräser. Aus Leben und Werk. Bruchstücke einer Biographie (Knittlingen: Gräser-Archiv Freudenstein, 1987);

Christian Blankenstein, "Gusto Gräser - der europäische Gandhi," in ders., Die Merkwürdigen von Gestern und ihre Spuren im Heute. 15 Porträts aus Österreich (Nordhausen: Bautz, 2011), 146-160.

[13] Siehe Adolf Grohman, Die vegetarische Siedelung in Ascona und die sogenannten Naturmenschen im Tessin: Berichte und Skizzen (1904), S. 24-25.

[14] Siehe Robert Landman, Ascona Monte Verità: Auf der Suche nach dem Paradies, S. 60-61.

[15] Siehe Martin Green, The Mountain of Truth: The Beginning of the Counterculture, S. 123.

[16] Mühsam: Ascona (1905), herausgegeben von Eshimi, Miscellany, Bd. 1, S. 68.

[17] Green, The Mountain of Truth: The Beginning of the Counterculture, S. 119.

[18] Schwab, Monte Verità: Sanatorium der Sehnsucht, S. 47.

[19] Siehe Ries, "Monte Verità of Ascona: Surface and Undercurrents in the Mountain of Truth", Barone et al. eds, Pioneers, Poets, Professors: Eranos and Monte Verità in the History of Twentieth-Century Civilization, S. 22.

[20] Andreas Schwab, "Das Terrain ist besetzt: Monte Verità: Landschaft, Kunst, Geschichte, hrsg. von H.-C. Bodmer, O. Holdenrieder, K. Seeland (Frauenfeld/Stuttgart/Wien: Huber & Co., 2000) , 27.

[21] Siehe Ries, 'Monfreda of Ascona: Surface and Undercurrents in the Mountain of Truth', Barone et al. eds, Pioneers, Poets, Professors: Eranos and Monte Verità in the History of Twentieth-Century Civilization, S. 23.

[22] Siehe Karl E. Rothschuh, Naturheilbewegung, Reformbewegung, Alternativbewegung (Stuttgart: Hippokrates, 1983), 12- 14.

[23] Janos Frecot, "Die Lebensreformbewegung", in: Das wilhelminische Bildungsbürgertum, Zur Sozialgeschichte seiner Ideen, hrsg. von Klaus Vondung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76), 140.

[24] Vgl. Rothschuh: Die Naturheilkundliche Bewegung, die Reformbewegung, die Anti-Mainstream-Bewegung, S. 90-93.

[25] Siehe Ulrich Linse, Ökopax und Anarchie. Eine Geschichte der ökologischen Bewegungen in Deutschland (München: dtv, 1986) , 14-16.

[26] Siehe Frecot, "The Living Reform Movement", herausgegeben von Vondung, The Civic Educational Class in the Age of William: On the Social History of the Ideology of the Educational Class, S. 141-143.

[27] Siehe Ute Druvins, "Alternative Projekte um 1900: Utopie und Realität auf dem Monte Verità und in der Neuen Gemeinschaft", in: Literarische Utopie-Entwürfe, hrsg. von Hiltrud Gnüg (Frankfurt: Suhrkamp, 1982), 236-249.

[28] Siehe Theo Kneubühler, "Die Künstler und Schriftsteller und das Tessin: Von 1900 bis zur Gegenwart "), Posano et al. eds, Monte Verità - The Mountain of Truth: A Study in Local Anthropology as a Rediscovery of a Recent Religious Landscape, S. 137.

[29] Siehe Eberhard Mros, Phänomen Monte Verità, 9 Bände [Ascona: Selbstverlag (Stiftung Monte Verità), 2008/2011].

[30] Darüber hinaus besuchten auch die "Herrscher" und die Oberschicht die Montagne de la Verité Die deutsche sozialdemokratische Zeitung "Vorwärts" berichtete in ihrer "Morgenausgabe" vom 26. Oktober 1926: "Es freut uns zu hören, dass Wilhelm II. gesagt hat, er werde seinen Lebensabend in der Schweiz auf dem Montagne de la Truth verbringen. Die Landschaft dort ist wie ein Paradies, vor allem im Sommer, wenn die Geckos auf den glühenden Steinen liegen; nachts glitzern die Glühwürmchen auf den Wiesen und Tausende von Fröschen quaken." Zitiert in Hannes Doblhofer, "Ein kleines Paradies auf Erden", Wiener Zeitung (30. 04. 2004).

[31] Der Begriff "geheime Religion" (ésotérisme) wurde erstmals 1828 von Jacques Matter geprägt, um die verschiedenen religiösen Bewegungen im Umfeld des frühen Christentums zu bezeichnen. Hanegraaf dehnte das Konzept auf alle Sekten aus, die historisch gesehen der vorherrschenden religiösen Kultur ungehorsam waren, und so konnte es in allen religiösen Kontexten und Zeiten verwendet werden. Siehe Hanegraaff, "The Secret Church", Hanegraaff, The Gnostic and Western Secret Church Dictionary, Leiden: Brill (2006), S. 337.

[32] Siehe Schönenberger, "Monte Verità und die theosophischen Ideen", in Posano et al. eds. --Berg der Wahrheit: Anthropologische Lokalstudien als Wiederentdeckung einer rezenten religiösen Landschaft, S. 75.

[33] Siehe Zelander, "Monte Verità and Asian Culture", Bodmer et al. eds, Monfreda: Landscape, Art, History, S. 114-115.

[34] Nach dem Tod von Baron von der Heydt im Jahr 1964 verwandelte der Kanton Tessin Monte Verità in ein kulturelles Zentrum, in dem Konferenzen und Tagungen stattfanden. Die Ausstellung "Brüste der Wahrheit" von Monte Verità wird im ehemaligen Wohnhaus von Oedenkoven geezeigt und belegt den Reichtum an Menschen und Ideen, die eng mit diesem Ort der Sehnsucht und Erinnerung verbunden sind.

[35] Zu Gross, seinen Personen und Ideen siehe Hurwitz, Otto Gross: Die Suche nach dem Paradies zwischen Freud und Jung, Emanuel Hurwitz, Otto Gross - Paradies-Sucher zwischen Freud und Jung (Zürich: Suhrkamp, 1979); Green: 'Otto Gross: Psychoanalytiker der Freudschen Schule, 1877-1920 - Literatur und Ideale', Martin Green: Otto Gross. Freudianer Psychoanalytiker, 1877-1920. Literatur und Ideen (Lewiston/NY: Edwin Mellen Press, 1999).

[36] Siehe Schlaffer, Ehe der Intellektuellen: Das Leben als Gefährte, Hannelore Schlaffer, Die intellektuelle Ehe. Der Plan vom Leben als Paar (München: Hanser, 2011), 28-61; siehe auch Voswinckel, "Freie Liebe und Anarchie: Schwabing-Monte Verità. Etabliertes Leben (München: Allitera, 2009).

[37] Siehe Julia Schiff, "Extremes Denken und Fanatismus Ida Hofmann - eine Vorkämpferin für ein alternatives Lebensmodell", Script, Nr. 18 (Mai 2000): 50-53.

[38] Siehe Janos Frecot, "Landkrone über Europa: Der Monte Verità als zentrales Versuchsfeld für alternative Lebensformen zwischen Jahrhundertwende und Erstem Weltkrieg"), Posano et al. eds, Monte Verità - Der Berg der Wahrheit: Lokale Anthropologie als Beitrag zur Wiederentdeckung einer neuzeitlichen religiösen Topographie, S. 60.

[39] Posano et al. eds. Monte Verità - The Mountain of Truth: A Study in Local Anthropology as a Rediscovery of a Recent Religious Landscape.

[40] Siehe Ries, "Monte Verità of Ascona: Surface and Undercurrents in the Mountain of Truth", Barone et al. eds, Pioneers, Poets, Professors: Eranos and Monte Verità in the History of Twentieth-Century Civilization, S. 30.

[41] Siehe Fang Weigui, "The Legend of Eranos - An excellent exegesis of Bourdieu's concepts of 'cultural capital' and 'symbolic capital'", in Ye Jun, ed. Social Science Literature Press, 2015, S. 53-75.